《字型城市——香港造字匠》是郭斯恆繼《我是街道觀察員》與《霓虹黯色》後，其「香港街道研究三部曲」的終章。藉由一位位香港造字匠的故事，郭斯恆從字體入手，密密匝匝地呈現這城市的變遷與庶民生活的千姿百態。●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2014年，西九M+舉辦了網上展覽「NEONSIGNS.HK 探索霓虹」，呈現香港霓虹招牌的故事與獨特的城市景觀。一系列活動中就有別開生面的「巴士夜遊團」，邀請市民在夜晚坐着敞篷巴士，順着街道觀賞霓虹招牌。「當時我有參與這個計劃，帶大家從尖沙咀出發，去深水埗，又回到銅鑼灣和灣仔。活動完了之後反響很好。當時我就開始想，霓虹招牌越來越少，應該要記錄這回事，於是就開始着手觀察香港的街道有什麼特色。」

2017年，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和信息設計研究室主辦了名為「字城」的講座與展覽，探討香港城市中字型設計的美學和工藝，其中便請到數位本土的「造字匠」和設計師來做分享。因着這次活動的熱烈反應，郭斯恆更加萌生了探索香港街頭獨有字體的念頭。藉着這樣的研究，也許能發掘更多的本土字型工匠，他們所傳承的手藝、所秉持的美學，都與城市空間息息相關，而這些小人物的故事亦與城市的變遷交織相映。《字型城市——香港造字匠》的研究計劃便由此開始。

尋找香港獨特字體

「寫這本書的其中一個感覺，就是當說到講中文字的研究，內地有書講中文字體，台灣有，甚至日本也有對漢字字體的研究，反而香港比較少人去講香港的字體，這就引發了我去想，在香港這個城市中，有沒有一些造字的師傅和人，他們的生活模式如何？他們寫字的歷程和過往的歷史，與香港的城市變化有沒有關係？」

郭斯恆說，香港是一座充滿字型的城市。這些不同的字體充斥我們的生活空間，構成了香港獨特的城市景觀。「香港的街道比較狹窄，也是一個垂直城市，在這種空間中在街道上最容易延伸出來的就是招牌，上面的字體也最容易承襲中文的一些特色，例如直牌就是對聯，橫牌就是橫匾。再延伸出來，中國人的店舖、海外很多華人的店舖中都有這樣的字體出來。香港獨特的街景就是出現招牌海，一個招牌疊一個招牌。」而在其他日常生活的不同面向中，各異的字型也無處不在，花牌上的字、大街小巷可以見到的貨車上的字，或者寫在馬路上提醒你看左看右或停步的馬路字，細細看來，都各自有其規格在其中。「這些日常生活中的漢字或者中文字，有沒有人去理解或者細讀，它背後有沒有一些美學，又或者是功能性的考慮？這些都很有趣，促使我去看，在香港獨特的地理環境中，字體到底發揮什麼功能。」

剛開始時，研究計劃沒有太多的規劃，只是照着心中的印象訪問了若干寫字的師傅，之後再將其字體細分。「按照字出現的場所或者媒介，以及和香港城市空間的關係來分成大致的三類。比如『字體與交通』，便有『貨車字』、『馬路字』；『字體與傳統文化』，便有『花牌字』與『霓虹燈字』；還有『字體與資訊』，便有『電視標題字』、『膠片招牌字』與『牆身廣告字』。其實都是希望通過字體，來講述和城市發展之間的關聯。」

手寫字的溫度

尋找「造字匠」，書中的筆觸仍是落在「人」上。正如郭斯恆在書中所說，手寫字最是富有生命力與人情味，它會隨着書法家或者「寫字佬」的心情而轉變，呈現出各種各樣的風格。字型不單單是文字的視覺載體，亦連接着當下的人文精神與情感。因此，寫字師傅的故事，不僅是本土設計美學的研究材料，卻也展現着時代脈搏的跳動。書中收入七位本土「造字匠」的故事，他們都沒有受過專業的藝術設計訓練，手藝傳承自上一代，逐漸自成一格。郭斯恆從他們每個人的個人歷史寫起，又細細介紹其字體的特色、書寫的手藝與工序，其間不斷比照不同社會年代的生活百景，讀來十分翔實、生動。

「中間也有很多難忘故事，比如寫馬路字的黃師傅（黃永雄），我們其實在一個沒有預設的空間遇上。」郭斯恆說，「當時有一天，我們學校正在做一些工程，黃師傅就正在那裏填補一些馬路字，我就上前問他是否可以做訪問。我們想知道馬路字怎麼寫，其日常的工序如何，美學功能又是什麼。」馬路字的工作時間和朝九晚五的辦公室時間不同，往往在早上或是凌晨，路上交通較少時來進行，於是拍攝與訪問的時間都要遷就這個時間。不訪不知道，原來在馬路上畫字有這麼多的門道，大小位置要遵照運輸署的規例外，高度還要因應時速限制來調整。在落油畫字前要做周全的準備，再「彈線」起線稿，真是步步都是學問。

另一個讓郭斯恆難忘的人物是人稱棠哥的「渠王」嚴照棠，港九新界的大街小巷時常可見他的「墨寶」。「他的正職是通渠，其實不是寫字，但是為了生計做宣傳，就用了這很特別的方式來做。」因為總在牆上寫字，棠哥這麼多年也吃了不少告票，但仍在寫。「其實有點像以前的『九龍皇帝』曾灶財，他去世後留在城市各個角落的墨寶成為了香港很有特色的字體，甚至登上國際藝術舞台，很有趣。」郭斯恆筆下的棠哥隨性灑脫，二十多年來駕着一台意大利「偉士」牌電單車走街串巷，與這「老拍檔」在港九新界齊上齊落找生活。每到一處做完工程後，便在附近視察，尋找牆身油上招牌式「渠王」廣告字。「他的字你可以說是粗枝大葉也好，不羈也好，卻也是自成一格。他要寫字時不能在大街大巷上寫，必要去到窄巷或者天橋底，從這也看到他對城市空間的敏感度。」

這些造字師傅的故事，滿是煙火氣；那一個個手寫字不僅是城市風景，也浸漫着人生百味。寫字就是他們的生活，如郭斯恆所說，他們不是什麼隱世高人，只是「活出對字的執着」。

時代變遷 面臨失傳危機

手寫字不是工業製造的產物，其風格變遷除了來自寫字人的變化，還與社會變遷緊密相關。

「每一個造字師傅或者寫字的師傅，都有他自己的堅持或者特色。比如寫花牌字的李翠蘭師傅，是她爸爸教她寫這種字體，而這字體的變遷也和其書寫媒介和社會變遷有關。」郭斯恆在書中詳盡介紹花牌的由來與功能，以及本地花牌行業的辛酸史，這些無不影響着花牌字的變遷。他特別介紹花牌字有段時期不是人手書寫，而是用棉花堆砌而成。「這種工序很複雜和花時間，但是在70年代時很多人去喜宴，都用棉花字來弄花牌。其好處就是立體，有如浮雕。而其難在不僅要砌成一個字，還要染色。」棉花要鋪多幾層才能做到表面平滑，染色更是大功夫，噴一次色要等顏料完全滲入後再重複數次，才能讓顏色飽和鮮亮。「棉花的價格每一年上漲，令到花牌字的成本也不斷增加，於是就慢慢多了人做手寫字了。這也是因應城市的發展，什麼都要快，什麼都要平。」

而到了現在，隨着電腦字的普遍使用，手寫字也面臨衝擊。「這些師傅很多都要謹守上一代留傳下來的手藝，李翠蘭師傅就最不想用電腦字去替代手寫字，她覺得手寫字有一種有血有肉的表現，電腦無法取代。所以她現在雖然退休了，仍然堅持手寫字。花牌很大，以前大概有四五層樓高，現在可能也有兩層樓高，字也就很大，於是不能用毛筆寫，而要用油漆掃來寫，那種形態和味道用人手才能表現。」

郭斯恆感嘆，只可惜，隨着行業、市場的萎縮，以及手藝傳承的青黃不接，這些手寫字大半都在失傳中。而這，大概也是記錄與書寫之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