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在已被馴養的動物中，牛是人類忠實的朋友。牠溫馴善良，勤勤懇懇，吃苦耐勞，任勞任怨……不但形象高大，而且貢獻多多，在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都佔有重要位置。正因如此，自古以來，人們對耕牛都十分愛護。

古人愛牛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不准濫殺耕牛。對此，從西周到明清的各個王朝，都制定了相關法律保護耕牛。對偷牛、殺牛的人，輕則關監獄，重則處死刑，其罪不可赦免。據《禮記．王制》記載：「諸侯無故不殺牛……」這說明在西周時期，連諸侯都不能隨意殺牛。到了漢代，規定更為嚴格，《漢書．龔遂傳》記載︰「禁私殺牛馬，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殺無赦。」宰牛可以直接判處死刑，不能赦免。不僅宰牛是重罪，盜牛也是重罪，漢律規定盜竊耕牛「與殺同罪」。《漢律．九章》還記載︰「不得屠殺少齒，違者棄市。」就是說小牛更不能殺，違者要綁縛鬧市執行死刑，並將犯人暴屍街頭。

在唐代，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李世民都注意保護耕牛，這對後世皇帝產生了較大影響。此後的唐朝皇帝屢次頒布律令，禁止民間宰牛和吃牛肉。例如唐宣宗就曾頒布政令，要求各州府長官煞住違背屠牛禁令的歪風，逮捕那些宰牛的犯罪分子。唐朝著名的法律彙編——《唐律疏議》中，將「屠牛」與圖謀造反、忤逆父母、鑄造假錢、持刀搶劫等並列，定為「十惡不赦」的重罪。《唐律疏議》還規定，傷害別人家的馬和牛，按照盜竊罪判刑，並且還要照價賠償。如果殺的是自己家的馬和牛，處一年徒刑。　宋代對殺牛者處罰更加嚴厲。宋朝法律有明文規定，嚴禁屠宰耕牛。北宋初年《宋刑統》規定，「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殺牛者徒一年」。到了南宋刑罰更重，「諸故殺官私牛，徒三年。」更有甚者，殺牛還會被刺配充軍。而在當時，只有命案在身的人才被刺配充軍。《宋刑統》還規定，盜殺牛馬的，「頭首處死，從者減一等」；傷害牛馬的，「首處死，從減一等，創合可用者，並減一等。」另外，《宋史．刑法志》規定，國家大赦時，只有殺人放火和宰殺耕牛者不在赦免之列。

至元代，對殺牛的判罰規定得更細。《元史．刑法志》記載︰「……諸私宰牛馬者，杖一百，徵鈔二十五両，付告人充賞。兩鄰知而不首者，笞二十七。本管頭目失覺察者，笞五十七。有見殺不告，因脅取錢物者，杖七十七……諸私宰官馬牛，為首杖一百七，為從八十七。諸助力私宰馬牛者，減正犯人二等論罪。」 當時不但殺牛者要受刑罰款，見殺不告者也要受到懲處。而宰殺官牛者，判罰更重一些。明代對殺牛懲處的範圍更廣。《大明律》規定︰「凡故殺他人馬牛，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馬牛，杖一百。耕牛傷病死亡，不報官府私自開剝，笞四十。」跟元代相比，明代不但對殺牛的處罰更重，而且耕牛傷病死亡了，也不能隨便宰殺，而要報告官府，等查驗以後才能處理，否則仍要治罪。

清代禁止殺牛的律令跟明代相似。《大清律》中規定，「凡私自宰殺自己馬牛者，杖一百。」「若故意殺他人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不過對於重新犯罪的，加重了處罰：直接發配到附近充軍。

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仍有明文規定：禁止任何機關和農民私自宰殺耕牛，情節嚴重者給予必要的懲罰。直到1972年，才放寬規定，允許殺牛。

縱觀各朝禁止宰殺耕牛的法律，可謂相當嚴苛。但是，由於牛肉是上好的美食，宰牛又有厚利可圖，所以歷代也普遍存在執法不嚴和有法不依的問題，殺牛和吃牛肉都難以從根本上禁止。有鑒於此，一些慈善人士又企圖以道德的力量對殺牛進行約束。他們編出許多因果報應的故事，勸人們止惡揚善，不要殺牛吃牛肉。如南北朝北齊文學家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就記載了一個殺牛遭惡報的故事：有一個人，將自家養的牛獻給縣令宰殺。牛在被殺之前，給縣令下跪，乞求不要殺牠，但是縣令仍然將牠殺了。不久，這位縣令就生了惡瘡，渾身難受，最終不治而亡。

宋人周密的《齊東野語》中，則寫了一個不食牛肉病癒的故事：周密的一個好友曾經得過傷寒，他聽說不吃牛肉能使病治癒，便不吃牛肉了，不久病就好了。可是十年後，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又吃了牛肉，結果他的傷寒病又犯了。為此他發誓決不再吃牛肉。這樣一來，他的傷寒病再次痊癒，從此，他就再也沒有吃過牛肉。不過，這些帶有迷信色彩的因果報應故事，約束力也十分有限。對於多數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既不信天堂地獄，也不怕因果報應，因而殺牛吃牛肉的事，仍然普遍存在。延至當今社會，殺牛更成為合法的食品來源。

或曰，對牛這樣的有大功於人的真誠朋友，何時能夠不再宰殺？這可真是個世界級的難題，連高明的哲學家恐怕也難以回答。或許，只有社會文明有了極大進步，人類的道德有了更大昇華，戒殺生靈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時，牛們才能真正獲得自由，從被宰殺的血泊中解放出來。但是這樣的日子，恐怕還相當遙遠。當下能夠做到的，就是盡量不吃牛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