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得到當世敬重,除了道德充身以外,也以多才多藝著稱。《論語.子罕》記載太宰對孔子的欣賞,就因為孔子的多才多藝,而德才之辨亦由此而生。太宰問子貢:「孔子是聖人了吧?否則怎會有這麽多才能?」(「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這一問反映了孔子博學多才,同時暴露了太宰對「聖人」內涵的體會有偏。子貢的回答很有分寸,說孔子是上天所允許的大聖人,又有很多才能(「固天縱〔上天所任〕之將〔大〕聖,又多能也。」),把修德而成的「聖」位,與由氣稟材質而來的才能分開。二者有關而非直接關連。儒家對於「德」與「才」的分別有清楚認識。

孔子知悉此事後便說︰「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表達了對德與才的體認,與子貢所言意義實質相同。孔子說太宰不了解自己,繼而解釋自己多能是因為年少時身份地位低下,故懂得很多下層的工作,而這些在成德道路上不是必須的,因此設問君子的才藝是否需要很多,而斷然說不必多。

孔子這一觀點是一貫的,如樊遲向孔子請教種田種菜,孔子即批評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孔子不反對才藝,但禮義忠信才是君子應當用力之處。君子成德的道路漫長,而修己治人的學問非一蹴而就,必須念茲在茲地實踐。

《禮記.學記》有言成學過程:「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這是為官者的成學過程,除了有系統地學習文獻,還要在學習態度、與人相處、交友原則、受教於師的程度、研討問題的能力等予以考核,再高一層是學以致用,原則一貫,立場堅定。

通過長時間一連串的考核,才培養出好長官,使所治地方的百姓安居樂業。由此可見傳統文化對培養為官者的嚴格道德要求,這是賢人政治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鄧立光(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