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黃牧先生

我的朋友黃牧先生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於北京走了，享年八十二歲。

這個時代了，還有人用「忘年交」這種稱呼嗎？反正社會不用，可能因為再沒「忘年交」這回事。

他不用，我也不用，雖然他辭世時年紀比我大上一倍也不止。

認識 Albert，是近數年的事情，雖然其實我自小便認識他。我父親喜愛西洋古典音樂；我念初中時，一天他拿着一本小書下班回家，題為《音樂家與音樂欣賞》。受到父親每天播放音樂的啟發，我也爭着要讀，結果我愛不釋手。長大後有機會勉強步了 Albert 的後塵，拚命在香港在海外欣賞音樂會，也隨意寫了些文章。約十年前在香港書展中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攤檔見到這部書的再版，高興得不得了：老朋友重逢嘛。

又隔了數年，朋友邵頌雄自加拿大訪港，說 Albert 正好也在，要介紹我們認識一下。結果我捧着再版書赴約，討了不多不少的四個字：

路兄

黃牧

真可愛，都是筆名。

Albert 是個見面很隨緣的人；之後跟他的交往，主要是電郵聊音樂。每天都在路上的他（是的，他是個一年十一個月都在旅遊的作家），突然會來一句：「我正在香港轉機，今天晚上十時半跟幾位朋友——其中一位你熟悉的——在灣仔三六九飯店吃宵夜，你有空便過來吧。」之後又會補一句：「從你的書中得知你住大埔。如是者請不要感到有壓力赴約：你那麼晚回去不方便的。我四月初可能會再路過。」

豈敢沒空。他知道我每年都會花時間在德國柏林，不時問我柏林的音樂會節目，也當然會來句「你在不在？」。多次沒碰上，但「遙控」為他帶路到柏林愛樂樂團森林音樂會偏遠之場地之後，他又會電郵來一句「柏林先生，您可跟我上上課、說說森林舞台的擴音處理嗎？」四海為家的 Albert 不在外時，家在北京。二O一六年底我去柏林，在北京轉機，他竟然在家。「去柏林在京轉機」立即是我們的共通話題：其時柏林並沒有真正的國際機場；從香港到柏林，大多會在歐洲轉機，因為自東亞出發的航班，只有海南航空用 A330 航機執行的北京航線。但在北京轉機一則便宜，二則容許我造訪那時已十多年沒到過的北京。我當然是班門弄斧：他不厭其煩地教導我如何利用「第五航權」買便宜機票。

我從香港到北京，是為了去柏林；一周後他自北京出發，不知經什麼城市，也到柏林去了——但只是為了轉機到美國坐郵輪。再隔了兩周，他在邁阿密跟我發電郵，說明天早上重到柏林，囑咐我晚上在德意志歌劇院門口等他。聽樂聽了五十多年的他，聽樂跟見朋友一樣隨緣，跑到哪兒聽到哪兒，不會為出席某場演出而遷就行程——除非是理察．史特勞斯的歌劇。在北京吃飯時，他突然來了句「你去柏林嗎？我下月也去。我想聽《莎樂美》；德意志歌劇院第某某行（註：抱歉不公開我倆的秘密）位置最好，你來弄兩張票。」聽畢歌劇，我拉着這位快八十歲的老頭到我最喜歡的小館喝德國土酒至凌晨。因為他在倒時差（他有哪天不在倒時差？），所以狀態比我好多了。想不到的是，不過一個月，回程在北京又碰上了他。

之後每次到京，都必定問他在不；有幸又碰上了好幾次。也許我們投緣的原因，是因為都有點率性。二○一九年某周日到京，他建議去打邊爐。

黃：「那裏有一間海底撈，其名菜是別處吃不到的豬腦！因為此店生意太好，能否六點？恭候教益。」

路：「今悉膽固醇嚴重超標，豬腦可能不成了，甚憾。然地點時間皆可。」

黃：「我吃豬腦，您吃別的哈哈。羊肉牛肉等。豬腦膽固醇最高，我吃也是拚命的。哈哈，我禮拜六去吃豬腦，一個人吃四副，希望次日有命聆教。」

他卻不知道我的回答取巧。我膽固醇超標並不是謊話，但「豬腦可能不成」的真正原因是我不喜歡吃。結果我們到了他家附近的一所大連海鮮店；他說平靚正，並帶上了一瓶他開餐館時自己訂製、招子上有他蓋章的紅酒來逗我。「酒已過期，但一笑。」

去年年初，疫情剛剛爆發，我們剛巧都在外國，故互相幫助、通報了最新情況；不久他卻來短信，說自己得了重病。最後一次跟他見面，不到三個月前。當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妙，但仍跑到那所大連海鮮店跟我吃午餐，雖然他沒吃什麼。他問我，待疫情過去之後，可有興趣和他坐郵輪到長江三峽？又說疫情底下可沒有音樂會和歌劇聽了，期待身體恢復後去聽理察．史特勞斯的歌劇，尤其是《隨想曲》（Capriccio）。我說，一定，一定。

這是我一生吃過最難受的一頓飯。但認識古鎮煌（他的另一筆名——他自嘲曾投資不利、「股（票）鎮（懾）黃（牧）」，我還歷歷在目），卻又知道最會生活的他，隨時又可能好起來的；最少這是我心底裏的願望。他仙遊的那天，上午還看到他在微信朋友圈中發照片：一輪郵船。怎料晚上遠在多倫多的頌雄突然告知噩耗。

我呆了好一會之後，自書架取下那本簽了名的小書，把《理察．史特勞斯的黃昏》一章看了一遍，點了一支爉燭，播上了該章介紹的《最後四首歌》。 文：路德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