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臨 經濟學博士、經濟學家
香港的每一次歷史性轉型,都伴隨着人口結構的劇烈重組與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從上世紀中葉的內地移民潮帶來了獅子山下的拚搏精神,到改革開放後全球金融專才匯聚成就國際大都市的輝煌,移民與外來人才從不是這座城市的附庸,而恰恰是注入這座城市肌體中最具活力的血液。
數據顯示,香港「核心市中心」的「本地出生人口比例」高達61.7%,這一數字在全球前十名的頂級金融中心中(平均值為38.1%)最高,堪稱「結構性異類」。這反映出香港正試圖用「高度本土化、日益老齡化、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固定人口基本盤——而非「外來新鮮血液」——去支撐國際金融中心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香港現有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接近全球最低水平,有可能帶來勞動力供應總量不足和結構錯配、政府收支不平衡和福利負擔能力下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港漂正成為積極「城市參與者」
隨着國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戰略、香港全速構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新一代港漂青年展現出了更為強烈的在地主體意識與制度參與意願,其角色正由過去單純的「來港求學者」逐步轉化為積極的「城市參與者」。他們不再滿足於僅僅做一個被動的「消費者」或「勞動力輸入者」,而是渴望將自身的前途與香港的命運深度綁定,進而回應香港的社會需要。
但是,當這種「城市參與者」的內在主體性覺醒,遇上香港在住房供應、職涯結構、文化包容度以及創科產業落地等方面的深層體制剛性,便不可避免地產生碰撞。
近年來,特區政府的政策重心顯然更傾向於開拓全新的增量市場,例如通過「高才通」大舉引入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及高收入人士。然而,在這種高度KPI導向的政策思維下,反而忽視了香港自身高校體系所培養出來的、最具有在地適應潛力的「存量人才」——即數以十萬計的港漂在讀生與畢業生。
政府宜加強關注「存量人才」
香港擁有多所世界百強大學,「香港高校學術水平及國際排名」,是青年港漂總會最近對380名港漂學生進行網上問卷調查中受訪者選擇來港升學的首位原因與核心優勢。這些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內地學生,經過數年的校園生活,對香港的社會運作機制及城市節奏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其制度適應成本遠低於直接從內地或海外招聘的「空降人才」。然而,現行的政策供給與這群人才的實際需求之間,存在着顯著的結構錯配與內在矛盾。
目前,本港引進人才的政策設計存在明顯的「重激勵前端 、冷處理後端」現象。特區政府為了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在簽證審批上大開綠燈。然而,一旦人才入境或畢業,現行體制仍缺乏一個專責的、跨部門的「人才在地支持與融入倡導機構」。港漂學生在尋找住房、適應本地勞工法例、尋求心理與職涯輔導、建立跨文化社交網絡時,幾乎處於放任自流甚至自生自滅的狀態。
新一代港漂學生希望回應社會需要,但現實中卻很可能難以找到體制化的渠道去參與社區治理、義工服務或公共事務諮詢。香港現有的青年政策及各級諮詢架構,其潛在的對象和話語體系依然高度圍繞本地土生土長青年展開,未能與快速增長的港漂群體實現有機對接。這種制度上的「冷落」,極易讓滿懷熱忱、希望貢獻香港的青年學生,產生「自己只是勞動力,而非城市真正主人」的工具人心態與挫敗感。
其次,香港現行的移民政策與長期定居期望之間存在制度性的「七年之癢」時間斷裂。根據香港《基本法》,非永久性居民須通常居港連續七年以上方可申請永久居留權。對於本科四年加上畢業後尋找工作的港漂而言,這七年是一段漫長且充滿變數的職涯考驗。
倡針對政策盲區深化改革
在現行的經濟與產業結構下,應屆畢業生在前三年面臨極高的淘汰率與轉職壓力。若在轉職期間遭遇經濟波動、簽證續期卡點或僱主不願配合申報,其居港紀錄便面臨中斷風險。在青年港漂總會的調查中,「簽證及政策安排」成為港漂學生留港第二大考量因素(18.2%),反映出的正是港漂青年對長期身份穩定性的焦慮。高素質人才在香港付出了最寶貴的青春,卻在最需要制度確定性的時候,面臨續期繁瑣與身份焦慮的雙重折磨,不能不說反映了政策設計上的某種遲滯。
半島青年商會對608位港漂青年所作的問卷調查也有類似的結論。在職青年中有63%計劃未來5年繼續留港,對比學生群體僅49%的比例而言留港意願更為明確。居港3年至5年的受訪港漂留港意願更高達92%,顯示居住時間越長的青年留港意願越強。但不論學生或在職人士,均有逾60%受訪者稱在求職及工作感競爭太大。
香港社會各界應以更高的視野與更寬廣的胸襟,正視新港漂群體在住房租金上的痛楚、在社會融入上的迷茫以及在職涯前景上的焦慮,將現行政策的盲區轉化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如果這群高素質青年在香港不僅能找到展示才華的舞台,還能找到遮風擋雨的家園、交到肝膽相照的朋友、獲得安身立命的歸屬感時,其命運才能真正與香港的繁榮穩定緊密交織,香港的「搶人才」戰略也才能真正取得成功。(待續)
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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