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西下,紅色的霞光透過窗戶照在一張桌子上,那裏攤開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書—那是梁曉聲隨身攜帶的,包裏還有另一本。採訪間隙,他會隨手翻開一頁,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念出新內容。梁曉聲,中國當代文壇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現實主義大家,被公認為「知青文學」的領軍人物與當代中國文壇的「平民代言人」。日前香港紫荊花國際電影節舉行,梁曉聲作為名譽主席赴港,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這位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走出來的作家,身上有一種奇特的混合氣質:既有經歷過匱乏年代的人對知識的珍視,又有一種近乎執拗的、不肯隨波逐流的清醒。採訪中他幾次提到「情懷」二字,語氣鄭重,像是在捍衛某種被時代浪潮沖刷得日漸稀薄的東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圖:受訪者提供
聽說記者來自香港文匯報,梁曉聲主動提及,他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接受本報採訪。那是一位香港女記者,身患癌症,剛做完手術,效果不太好,卻跑到北京來採訪他。那時候沒有手機,通了兩封信,之後便再沒有音訊。「我估計可能不久她就不在了。」他說這話時聲音低了下去,停頓片刻,「所以我對那個女孩印象很深」。這種對具體的人的在意,貫穿了梁曉聲幾十年的創作。從《今夜有暴風雪》到《年輪》,再到獲茅盾文學獎的《人世間》,他始終在書寫普通人在大時代中的命運。當被問及這些年他對「平民史詩」的理解是否有變化時,他搖頭:「我在文學理念上是變化相對少的作家。」
寫作,是去書寫他者
梁曉聲說,這種堅持和他早年接觸的文學作品有關。下鄉之前,五六年級到初中,他讀的書分為幾部分:中國四大名著、那個年代的紅色小說、俄羅斯文學,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靜靜的頓河》,還有頓巴斯、《葉爾紹夫兄弟》《茹爾賓一家》;歐洲方面主要是啟蒙運動之後的批判現實主義、後現實主義作品,基本沒接觸現代文學。
「托爾斯泰比較特殊,本身是貴族,《戰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都圍繞貴族展開。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落筆就向下看,關注底層普通人命運。西方那一代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早期很多受濃厚宗教環境影響,青年人的寫作主題是爭取自由、對抗宗教戒律,比如雨果《巴黎聖母院》裏,弗羅洛是虛偽邪惡的宗教人物;但到《悲慘世界》,塑造出米里哀主教這樣擁有高尚品格的宗教人物,冉·阿讓正是受他影響完成自我救贖。」
讀這些作品,讓他慢慢形成一種認知:作家寫作,重點不是讓別人認識自己,而是去書寫他者。「再加上我的成長環境身邊全是普通人,知青戰友都是普通人,那時候普通知識分子和勞動者生活差距並不大,我也會把普通知識分子當作普通人來寫。」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現代主義傳入中國,在大學課堂成為顯學,很多人覺得現實主義老舊過時。但梁曉聲沒有動搖。「其實我接觸現代派作品比很多作家更早。當時有使館的過路現代風格影片,北影廠、資料館可以借來觀摩學習。對比之後,我更偏愛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在繪畫、雕塑領域影響更持久,戲劇也影響很深,但文學領域西方後來也出現現實主義的回歸,而且是吸納了現代主義諸多元素之後的新現實主義,像《殺死一隻知更鳥》《憤怒的葡萄》都是典型。」
他把自己的創作歸為後現實主義:「意識流、黑色幽默這些有用的元素我都會吸收借鑒,但內核還是現實主義。人類文學史上留下來的偉大作品,很多都是現實主義,譬如《靜靜的頓河》。同行、評論家、高校學者有時會疑惑我為何寫作風格這麼執拗不變,但我的作品內部已經吸納各類有益的寫作元素。」
《人世間》寫作飽含情感
在梁曉聲看來,作家的創作萌發分兩種情況。短篇、中篇很多來自靈感觸動。他舉了個例子:疫情期間朋友送東西,外包裝像名酒,實際上不是,因為字的字形相近看錯了,「這個誤會讓我心裏一動:假如朋友再轉送給什麼人,在什麼場合,作為什麼禮物……這就可以作為創作的觸發點。」《巴黎聖母院》也是靈感觸發的產物。
但《人世間》緣起於情懷觸發。他母親去世,哈爾濱家裏親戚不多,沒想到來了很多弔唁的人,大多是他弟弟的年紀,是母親的乾兒子乾女兒,這些人大多沒有下鄉。「我之前筆下寫的知青大多是下鄉的哥哥姐姐,我突然意識到,那十年,留在城市底層家庭的弟弟妹妹,他們和城市聯繫緊密,但他們的人生很少被書寫,我想去反映這部分人的命運。」最開始,他想寫的是周秉昆。
但長篇小說和中短篇不一樣。中短篇依靠核心事件、少數人物就可以完成;長篇不是寫單一事件,很難用幾句話概括核心內容,更適合書寫生活本身,寫特定時代下的生活與人的關係。「小說創作不存在絕對一二號主角,我寫群像,不會厚此薄彼,書中會連續幾章寫哥哥,連續幾章寫姐姐,就連派出所龔所長這樣的配角,我也很喜歡。」他特別提到鄭娟的弟弟光明。這個雙目失明的孩子,原型來自他中學時胡同裏見到的真實孩子,「當時內心就十分憐惜,成為作家之後一直記掛着,寫《人世間》時,就把他安排進故事裏」。
梁曉聲認為,作家之間的差距,很多時候體現在情感維度。大學曾經推崇「零度感情寫作」,要求作家像冰冷探頭一樣客觀記錄,「我不認同這種創作方式,《人世間》是飽含感情寫出來的」。梁曉聲說,文學、戲劇、電影不能只當作純粹技術去拆解分析,情懷同樣至關重要。「比如東北抗聯軍歌、《黃河大合唱》,首先是情懷驅動。當然,燒腦、強衝突的技術型作品也有佳作,只是我寫的是現實題材,現實主義離不開情懷,這不能概括全部文學類型。」就算是阿加莎、福爾摩斯這類推理小說,字裏行間同樣藏着創作者的情感傾向,「真正純粹的零度寫作作品很少,我也並不認可」。
當代很多作品熱衷於寫透人性複雜、人性醜惡,那麼今天的文學,需要塑造好人,還是應該着力揭露人性複雜?梁曉聲表示,他看到扉頁標榜淋漓盡致揭露人性醜惡的書,基本不會認可。「二十一世紀的普通人,在現實生活裏就能夠體會人性的幽微,漲工資、分房子這類現實事件,就能窺見人性波動,不需要作家刻意用力渲染。」經歷利益波動之後,身邊人依舊還是那個普通人,世界上依舊存在好人。
他認為,後現實主義既要寫現實中人實際的樣子,也要去寫「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用作品證明「人可以活成什麼樣子」。這不等於過度理想化,恰恰相反,這深深扎根於現實邏輯之中——因為在真實世界裏,無數普通人對自我有着樸素而堅定的道德要求,只要有這種內心的需求,人們就可以做到。「以納撒尼爾·霍桑為例,早期《教長的黑紗》批判宗教虛偽;後期《紅字》,海絲特·白蘭背負世俗污點,依舊活成善良助人、受人尊敬的人,這就寫出『人可以達成的狀態』。這也同時體現出,作家本人的思想,也會隨着年齡增長不斷成熟。」
評論能力是中文系學生的底線
話題轉到中文系的教育,現在有種說法是,「中文系很難培養作家。」梁曉聲認可這種說法,他回憶,八十年代初的中文系被叫做「才子系」「才女系」,很多學生入學之前已經大量閱讀,甚至嘗試寫作,狀態接近魯迅文學院。「那時候確實有一批人,是帶着閱讀史和寫作衝動進來的。」但現在不少考入中文系的學生,入學前沒有大量閱讀,也沒有從事寫作的規劃,只是權衡之後選擇了這個專業,「自然很難產出作家」。
不過,他始終認為,評論能力是中文系學生的底線。「哪怕不會創作,也要具備文學評論的能力。」而評論要建立在海量閱讀之上。「如果只讀單篇文本,套用理論去解讀,得到的理解會很片面。」他舉雨果為例:早年中篇《克洛德·格》,主角偷麵包救家人,入獄受盡欺辱後反抗殺死監獄長;三十五年後寫《悲慘世界》,同樣原型的冉·阿讓走向完全不同,警長沙威的人物設置也發生變化。「只有通讀前後作品,才能看懂作家思想的演變。」這種閱讀積累得來的評論能力,還可以遷移到電影、繪畫、雕塑的評論上。
梁曉聲感慨,現在年輕人很難抽出大塊時間讀書,和自己當年不一樣。「我們當年上課時間少,考不上大學的是大多數,社會會分配工作,工廠之間收入差距小,大家心態更鬆弛。」而現在升學競爭激烈,年輕人壓力巨大。即便如此,他還是提倡多讀書:「讀書的收穫是刷手機不能替代的。刷手機可以解壓,帶來短暫多巴胺,但過後容易空虛;讀書常常會收穫意外新知。」不過,這裏說的讀書,不只是讀小說。「讀書包含對自己職業、事業有幫助的專業書籍,功利性閱讀同樣有價值。」他說,很多有所成就的人,功利性閱讀佔比很高。閱讀也可以當成和養花、散步一樣的愛好。他特別提到,多讀社會學類書籍,對成為更好的父母也很關鍵。「父母擁有獨立見解,會給下一代更好的成長底色,這比物質堆砌的起跑線更重要。」
如今短視頻和碎片化閱讀大行其道,記者問及,他在寫作時是否會主動調整敘事節奏去迎合這種環境?他的回答很乾脆:「我不會為迎合外界調整敘事節奏。」但他首先釐清了一個概念:「碎片化閱讀和碎片化刷手機是兩回事。」在他看來,自古以來讀書本就是碎片化的,「忙裏偷閒,讀一會合上,隔段時間再翻開,日積月累就形成個人閱讀史。」真正的困境是,「很多人連碎片化讀書的時間都沒有。手機上大多是瀏覽資訊,不是閱讀書籍、深度文章,刷很久過後留不下沉澱。」他坦言自己也會刷手機放鬆,「愛看動物內容、民歌戲曲,也會看網絡跟帖,很多網友的評論充滿智慧。」
採訪最後,記者問及如今一個大熱話題:AI能否取代作家?梁曉聲回答得斬釘截鐵:「AI絕對不可能替代作家。」他並不否認AI會深度改變生活:「搶險救災、軍工、醫療會診、場景設計,都能發揮巨大作用。AI也可以寫詩、寫小作文,但所有輸出都是整合人類已有的文本數據。」在他看來,AI生成不出飽含生命真情實感的經典,不會誕生《可愛的中國》《秋夜》《紅燭》這類帶着個體生命體驗的作品。「有經驗的人很容易分辨AI文字和真人創作。」不過他也承認,AI做文獻綜述、整合已有文學評論,綜合輸出的結果可以做到八九不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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