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對話俞可平上篇 不左不右，走人間正道

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如果稱俞可平教授為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家，沒有之一，應該並無多少異議。

俞可平，1959年生於浙江紹興，農家子弟出身，7歲放牛，1978年還在擔任生產隊幹部時「爬起來就去考試」，「根本沒有時間參加複習班，而且也不好意思，那年是夏天考試，夏天是水稻生長的關鍵時期，我是植保員，生怕因為複習考試而失職，對不起生產隊的農民」，考上當年的紹興師專政史系。畢業後考入廈門大學哲學系，1984年碩士畢業留校，1985年到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中國內地1980年代最早畢業的兩個政治學博士之一，之後留校又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以其過人才華、沉潛性情和濃厚家國情懷，逐漸成長為著名的政治學者和中共智庫的負責人之一，一步步踏入中國學術和體制中心。

政治學研究在中國其實道路崎嶇。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和思想家、西方學術世界的奠基人之一亞里士多德，最早劃分出後世公認的學科體系，斷言政治學是「主要學科」「最高學科」。不過，政治學科經1952年學科調整後在內地大學基本消失，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得以恢復重建。而相比於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同樣一度隱退不見的社會科學早已回歸正常化甚至成為顯學，政治學研究之路殊為不易，在種種艱難曲折、近似篳路藍縷的環境下，俞可平教授卻憑借他的銳見卓識，數十年來以一系列極富現實解釋力和未來指導性的研究，獲得了學術界內外的尊重和承認。

作為筆耕不輟、著作等身的理論家，俞可平已發表學術論文300多篇，出版專著、合著、編著100多部，研究領域廣泛，包括了政治哲學、中國傳統政治、馬克思主義理論、比較政治學、當代西方政治學和中國當代政治的研究，代表作有《權力與權威》《中國古典政治九論》《帝國新論》《增量民主與善治》《論國家治理現代化》《走向善治》等。其最為人稱道、最富現實指導意義的理論貢獻，是他對人權、民主、善治等核心政治哲學命題的長期研究和闡揚，特別是對轉型期的中國政治，過去幾十年中，他提出了眾多讓人眼前一亮、具有穿透性和想像力的觀點，比如「人的尊嚴」「增量民主」「動態穩定」「社會治理」「全球治理」「協商民主」「公民社會」「政府創新」「合法性」「人權」「善治」等，對這些今天已成知識界及體制內外共識的觀點的研究和闡述，看似平常，其實是俞可平基於對中國本土獨特政治生態的理解，以及求同存異、爭取最大公約數的理性表達，蘊含着他的長期理想、現實智慧和心力貢獻。需要介紹的是，其中很多理論貢獻和組織傳播，是俞可平教授在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任上，以亦學亦官身份所寫作和推動的，這也是他曾被外界視為高層智囊的主要原因，儘管這一飽含善意的猜想素來為他否認。

在這些文章中，影響力最大的一篇，是短文《民主是個好東西》，只有1,915字，「寫作時間很短，大概兩三個小時，但思考是長期的」，本是俞可平為2006年10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所寫的序言，12月由《北京日報》理論版轉發後，引發廣泛的共鳴和討論，洛陽紙貴，一度被外界解讀為是高層釋放出的某種政治風向標。

這篇文章，用了六段「民主為什麼是個好東西」的清晰、有邏輯的文字，闡明民主的價值、意義和實施條件，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對個別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對一些官員而言的；它是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坦率地說，對於那些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俞可平也坦言：「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什麼都好。民主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可以為所欲為，能解決一切問題。」「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就沒有痛苦的代價。」最後他的結論是：「我們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對於我們來說，民主更是一個好東西，也更加必不可少。」俞可平的名字由此出圈，受到海內外知識界關注。2009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在來華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就說，「中國擁有一批世界級的思想家」，特意提到了俞可平的名字。

在斑斕複雜的中國社會光譜下，俞可平的學術觀點自然也不乏爭議。「有一段時間右派批評我是左派，左派批評我是右派。但其實我是中間派。我不走極端，我覺得誰正確我就同意誰的觀點。」他說：「我有一個座右銘，『不左不右，走人間正道』。」當然，他的學術見解如漸進的增量改革是不是代價最小的改革路徑等等，未來的歷史演進會給出答案。

不要以為俞可平教授只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低調學者，他更是行事幹練、有現實推動力和人格魅力的學術領袖。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之外，從2000年起，俞可平聯合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等三家機構發起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和「中國社會創新獎」等面向全國的評選，地方政府創新獎兩年一次，15年舉辦8屆，共2,045個項目參加評選，149個項目入圍，70個項目獲得優勝獎，在當時的學術界和體制內外具有良好的社會聲譽。俞可平由此顯示出良好的組織領導才能和推動制度變革的責任擔當精神。

2015年10月，在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任上14年的俞可平選擇了急流勇退，回到北大，擔任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以前在中共中央編譯局，我以推動現實政治的進步為主，倡導增量改革、政府創新、社會治理等，但也沒有放棄學術。現在我希望能倒過來，以推動學術進步為主。畢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再不轉型，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俞可平說學術有兩種，一種是「塵世的學問」，一種是「天國的學問」，「前者是對策研究，為現實服務；後者是純學問，屬於基礎性的理論研究」，未來他想更多做「天國的學問」。

盛年離開體制高位，雖然只是「這些年我多次申請辭去行政職務、回到大學做學問」的正常人事調動，但在當年不免引發某些疑問。不過，對俞可平教授而言，無非是「需要自己開車上下班」，「沒有了辦公廳、秘書處，以前打個電話就可以辦好的事情，如今得靠自己」。這對俞可平不是問題，「我喜歡開車，沒有人服務，我也很習慣」，他寫文章哪怕是講話稿，也從不假手於秘書。更主要的是，他說自己「一直牴觸官本位思想，不迷戀權力」，「做學者是更好的追求」。

北大任教十年，俞可平確實交出了豐厚的學術成績單。其個人專著出版不斷，近兩三年出版的就有《帝國新論》《中國古典政治九論》等，今年又將出版研究政治家與時代變革關係的《傳統中的現代：王安石及其變法再檢討》。作為主編，他還主持了兩項大型基礎理論研究工程：一是被譽為「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的一根支柱」的《政治通鑒》，試圖梳理出古今中外的政治經典、政治思潮、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等整體性政治圖譜，迄今已出版八卷；二是主持編譯有800多名國際學者共同參與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考證大辭典》中文版，已出版三卷。

對於央媒關於「你最理想的政治文明是一種怎樣的狀態」的提問，俞可平回答說：「最現實的政治理想有四個：一是善政；二是法治；三是增量民主；四是安全。」而實現增量民主有三條現實的途徑：「一是選拔官員時引入更多競爭，以實現選優；二是從黨內民主走向社會民主；三是從基層民主向更高層民主推進。」「最理想的政治現實，一是善治，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的人生經歷異常豐富，從農民、村幹部、大學生、中學教師、大學教師，博士畢業後到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做到副局長、中管幹部，再回北大當院長，數十年亦官亦學經歷可稱精彩，請問您對人生還有遺憾嗎？

俞可平：儘管我從不相信命運，也不迷信任何星相、風水、算命、血型之類的讖緯之言，但我確實非常幸運。我出身在一個非常貧窮的江南農民之家，因為貧困，我7歲時就半農半讀：一邊為生產隊放牛，開始掙工分養活自己；一邊上學，完成了從小學至高中的全部學業。作為放牛仔，我第二年就成為全村20多位牧童的頭；作為學生，我還是公社紅小兵的頭。孩童時代，有點「黑白兩道通吃」的感覺。高中畢業後成為地道的農民，並很快擔任生產隊幹部，負責最重要的農業科技和植物保護。3年農民生涯後，又順利考取了大學，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考取了研究生，後來又成為中國有史以來自己培養的最早政治學博士生之一。在北京大學博士生畢業留校後，旋即又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

到中共中央編譯局後不到2年，就任副處長；又從副處長越過處長破格升為副所長，1997年升任所長，2001年42歲時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這在當時還是相當年輕的。當時的中共中央編譯局是行政和業務「雙軌制」，在行政職務晉陞的同時，我的專業職稱晉陞也是一路綠燈，儘管做過3年農民，還當過中學和大學教師，耽誤了一些專業研究的時間，但仍然在34歲那年被破格晉陞為研究員（教授）。在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任上，經過三年左右的努力爭取，我又回到北京大學開始「仰望星空」，做「天國的學問」，實現了我自己的理想的學術人生。

因此，若純粹從個人角度說，我的一生並沒有什麼遺憾。我以前的書齋叫「方圓閣」，現在換成「九直園」。儘管從「方圓閣」變為「九直園」確實有其物質性的載體改變，但更重要的，是我的精神世界的變化。過去在機關做領導為主，那就需要內方外圓，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保留講話做事的適當靈活性。現在作為一名大學的普通教師，不再需要那種官場的圓通，可以大道直行，秉筆直書。不想說的話就不說，不想做的事就不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在學者和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位置上，都做了很多有價值的事，應該很不容易。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有改革色彩的官員還是有理論創新能力的思想者，常常一路坎坷，請問您有什麼切身體會？套用當年您上級評論您「膽大而有分寸」這一說法，如何在膽大和分寸之間，做到平衡？

俞可平：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無論我的「學途」還是「仕途」都十分順利，而且確實做了一些推動學術和社會進步的事情。我認為，除了我個人的秉性和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與我所處的特殊環境有關，除了當時的時代環境之外，還有我所處的工作小環境。中共中央編譯局是黨中央直屬的專業機構，主要從事編譯和研究，是中央機關中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我的分管領導和直接領導都是著名學者，不僅愛才，而且非常開明。今年5月，我還以個人名義為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的創始所長，也是我剛到中共中央編譯局時的直接領導詹汝琮先生舉辦了一個百歲慶生會。他是當年國民政府時期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也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位老共產黨人思想解放，勇於擔當。我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因發表倡導人權的文章受到有關部門的「批評」時，他與其他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領導為我據理力爭，而且完全不影響對我的提拔使用。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所遇到的環境和領導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屬於我的「幸運」。就其整體而言，官場並不適合我。我在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領導時，多次自稱「學者」，便常常會受到上級領導的善意提醒和批評。但我下意識地認為自己就是一名學者，而不是官員。

我們畢竟生活在現代的民主社會，像我這樣畢生倡導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並且最終個人的陞遷和權利並未受到大的影響，這實在不足為訓。真正令人感慨的，是在傳統中國的專制社會中，有一些人遠比我更加大膽，所做的事業真正驚世駭俗，深刻影響當時的現實和身後的中國歷史進程，最終卻能「無災無難到公卿」。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學家王安石。他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一生「從道不從君」，敢於衝破舊思想、舊制度和舊習俗的束縛，個性張揚，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在大是大非上從不屈從包括皇帝在內的任何權貴，然而卻仕途順暢，位極人臣。「王安石現象」才是真正值得令人深思的中國傳統政治之謎，我充滿激情地寫了一本《傳統中的現代：王安石及其變法再檢討》，試圖解析此謎。王安石老家江西臨川（今撫州）將在今年12月19日召開拙著的新書出版座談會，以紀念王安石誕辰1005年。你要有興趣，十分歡迎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這一代人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您的人生軌跡也與國家的發展緊密相連。站在今天的角度，您對改革開放有什麼樣的感悟？外界注意到，您曾在不同場合表達過您的政治理想與學術旨趣，在您個人經歷和現實環境變動如此之大的今天，不知您的觀點是否有所改變？

俞可平：即使放在整個中國歷史的長河之中，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也彌足珍貴，並極其幸運，全程經歷並積極參與了偉大的改革開放全過程。經歷並參與改革開放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歷和參與中國社會整體上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作為一名學者，感悟會比其他人多一些。擇其大者而言，主要有這麼幾點：

1）人類文明的進步，都得益於開放和學習。一種文明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其包容和開放。一旦文明處於自我封閉，這種文明就會停滯不動，並可能大踏步倒退；

2）經濟的繁榮、國民的富裕和人民生活的自由幸福，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直接相關。良好的政治會極大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之，則會使國家落後、人民貧困、社會僵化；

3）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個人的潛力會獲得最大限度的釋放，個人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奮鬥而改變自身的命運。反之，在壓制封閉的環境中，個人即使有最聰明的頭腦，也難以發揮其創造力，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4）因為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所以對中國歷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會有新的認識和體會。

我的政治理想與學術理想與當年接受採訪時並無絲毫改變。在政治理想方面，在我可以想像的未來，人類最高的理想政治狀態就是建設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從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中華文明是偉大的文明，我們不僅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樣不可缺少高度的政治文明。高度的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高度的民主與法治。民主和法治都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差不多在20年前我說過「民主是個好東西」，在今天我還堅持要說「民主依然是個好東西」。在學術理想方面，我繼續在努力揭示人類文明的演進軌跡與發展規律，探究中國與人類的理想政治狀態。手頭正在做的就是主持編纂多卷本的《政治通鑒》，目前進展相對順利，已經正式出版了8卷，第9卷也將在年內出版。

我特別贊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在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內的所有學科中，政治學是「主導學科」。因為政治學關注「最高的善」和「公共的善」。他說的「最高的善」，其實就是國家的公共利益，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幸福地生活。做一個官，你要為你治下的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幸福奮鬥；做一個學者，在盡社會公共責任的同時，也使自己享受學問帶來的幸福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