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三代敦煌夢　一脈家國情

1950年初，一封跨洋家書從美國波士頓寄出。信中，年輕的常沙娜寫道：「祖國建設需要我們。」彼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她放棄未完成的學業，義無反顧踏上歸途，並用70多年時光踐行了這句誓言。

常沙娜之子、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崔冬暉：這一批書信啊，大概是四十多封、五十封，是常沙娜老師到達美國進行留學學習的過程中，和常書鴻先生的書信往來。為了省這個郵（費）錢，她這封信完全是在信封拆開以後，在信封裏寫的。

七十多年前，遠洋郵件按重量計費，為了節省郵費，常沙娜常常把信封裁開，在內側書寫內容。1950年2月，19歲的常沙娜日盼夜盼，終於收到了父母寄來的家書，懸着的一顆心也終於落了地。

「老實講除了盼信之外……我在想最可怕的就是接到一封台灣的來信。」

「謝天謝地爸爸媽媽不是那樣盲目的，您們是認清了祖國的前途，人民政府的號召！」

崔冬暉：她非常害怕常書鴻先生給她的信，裏邊的信戳來自於台灣。大家那個時候都在做選擇。也是特別希望和爸爸在新中國團聚。

「祖國的解放震動了整個世界。在此的留美同學沒有不是興奮極的急於想立刻動身歸於解放下的祖國。」

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常沙娜和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每到周末便相聚一處，討論國內時局。

中國當代工藝美術家、藝術設計家、教育家 常沙娜：我到了波士頓，我又認識了一批那個留美的留學生，中國留學生，那個時候爭取着要回來。

也是在這段時間，常沙娜在家書中寫下貫穿一生的誓言。

「祖國建設需要我們！」

在另一封家書中，常沙娜寫道：「我贊成藝術普及民間」，我們要把「原來為少數人創作的藝術」，「做一些為人民服務的文化藝術工作…...」

崔冬暉：當時他們坐在一起，其實要討論的是怎麼回國，怎麼為新中國作貢獻。說到我贊成藝術普及民間，要做一些為人民服務的文化藝術工作。

1950年底，常沙娜放棄了還差一年多即可拿到的文憑，登上回國的遊輪。將個人所學投身祖國建設中。這一幕，與父親當年面臨的抉擇何等地相似！

20世紀30年代，常沙娜的父親常書鴻作為第一批留法的中國藝術家，在巴黎過着閑適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圖錄》，深感震撼。不久後，他打點行裝，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輾轉跋涉。1943年2月，常書鴻第一次來到讓他魂牽夢縈的敦煌，來到了戈壁深處的莫高窟，那一年，常沙娜12歲。

常沙娜：我父親到了那裏以後，本來是作為一個藝術家、畫家，他就是想去看敦煌的壁畫去研究。但是到那裏以後，他知道光是研究不行，第一要保護。那個時候已經破壞得很厲害，棧道都沒有，所以我父親在那裏就一直在全身心地投入了保護、修復、研究、臨摹。一輩子就是這麼樣，我也受了影響。

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一家人住在崖壁下一處由破廟改成的住所，沒有電，嚴寒刺骨、滴水成冰。

常沙娜：到了第一頓飯，我印象太深了。第一頓飯，晚飯，又冷，一碗醋，一碗鹽，一碗麵條，什麼都沒有。

1945年，由於無法適應新的環境，母親陳芝秀離開了敦煌。同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被下令撤銷，經費斷絕，人員四散。重重壓力之下，常書鴻再次選擇了留下來，賣畫、籌款、四處奔走，又重新組織起一批美術工作者。而14 歲的常沙娜則被迫中斷學業，回家照料年幼的弟弟。

常沙娜：他是那種精神，杭州這種表述就是「杭鐵頭」的精神，他只要認可，一定執着。

中斷了學業，常沙娜就跟着研究所裏的前輩走進石窟，蹬着「蜈蚣梯」，一筆一筆對臨壁畫。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不同時代的線條、色彩和紋樣，就這樣深深烙印在了心中。

常沙娜：從小就接受了童子功的一種功夫，就是把敦煌歷代的壁畫、彩塑那些東西受了影響。

近些年，在兒子崔冬暉的幫助下，常沙娜重新整理了《新生日記》，那些少年時代的敦煌生活又重新清晰起來。日記裏有砸冰取水、手腳凍疼的困苦，也有進洞臨摹壁畫的喜悅，更有父親常書鴻的鼓勵。

崔冬暉：這裏邊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第一批剛到敦煌進行文物保護的這一撥工作者的艱辛。難得的是文獻的後邊有常書鴻先生大量的筆記，鼓勵常沙娜。當然我覺得他也在鼓勵自己，對如何保護敦煌，如何繼續堅持，有了一個非常生動的體現。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正是由於經歷了這樣一段童年，長大成人的常沙娜對家國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1950年，懷着對建設祖國的憧憬，在美國的常沙娜開始為回國做準備。

崔冬暉：這個呢就是當時常沙娜……想回國之後打了三個月工，攢了350美（元），買了威爾遜（總統）號這個郵輪的三等艙。這兩張照片呢，就是剛下郵輪。我們看到就是她記錄裏邊，換掉了美國的衣服，穿上了接待組給的這個列寧裝。當時也特別提到了他們興奮地各奔東西，然後為新中國的建設各自服務。

回國後，常沙娜開始參與父親籌辦的敦煌文物展，也在那裏遇見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常沙娜：林徽因就提出來，你在敦煌打下的童子功，你要把敦煌的圖案運用在現在的工藝品上。

1958年，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前夕，「十大建築」啟動建設，常沙娜參與了人民大會堂外立面裝飾與宴會廳天頂裝飾圖案設計。敦煌石窟裏的傳統紋樣，經過提煉，進入了新中國的重要公共空間。

常沙娜：我有幸啊，我沒想到，我父親也更沒有想到，全國的藝術院校的方案有幾十個，最後選來選去，就用了我那個敦煌元素的圖案。

此後，從民族文化宮、景泰藍設計，到1997年香港回歸時的「永遠盛開的紫荊花」，常沙娜始終踐行同一個理想：讓傳統藝術走出古老的石窟，活起來、用起來。

這些年，崔冬暉在整理外祖父和母親留下的信件、日記、照片時，越來越理解，敦煌對於這個家庭意味着什麼。

崔冬暉：準確和清晰地說，她的精神故鄉就是敦煌，這一點我覺得是她貫穿到今天95歲不變的一個主題。她無時無刻不在強調，我是一個敦煌人，我是在堅守着我父親的工作，願意把敦煌傳承下去。

崔冬暉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平日深耕設計教育。作為總台春晚的美術顧問，他近年來多次把中國傳統美學帶上了春晚舞台——2024年的《年錦》，2025年的《棟樑》，2026年的《賀花神》，傳統紋樣、榫卯結構、花神意象——這些原本停留在古籍和古建裏的東西，在他手裏被一一喚醒，也讓億萬觀眾在除夕夜感受到了中國傳統美學的分量。

崔冬暉：常書鴻先生、常沙娜老師，他們是用了一生的時間去踐行自己的理念，我就想盡可能地通過我自己的認知，把這些東西轉化成一種適應於這個時代的文藝作品。

在外祖父和母親的感召下，崔冬暉也致力於把敦煌文化帶入更廣闊的舞台。他把母親整理的敦煌紋樣運用於北京地鐵站的空間設計，讓市民和遊客沉浸在傳統美學的氛圍中；2025年大阪世博會中國館入口處，由他參與設計的9米高LED大屏上，循環流轉着常沙娜設計的四季天人合一紋樣。

崔冬暉：就希望，全世界各處的人，到了中國館，我一進來，我第一眼看到的，這個東西很中國。那如何一眼中國？這個我又一次想到了圖案。

載體一再更迭，傳統的內核從未褪色。在崔冬暉的工作室裏，既有設計手稿、教學課件，也有和潮玩品牌合作的敦煌紋樣文創。他始終記得母親常說的那句話：「我整理《中國敦煌歷代裝飾圖案》，不是為了自己用，而是為了讓更多的年輕人，能用這些老祖宗留下來的好東西，創造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

崔冬暉：雖然相隔幾十年，形態、樣子和需求完全不同，但是我們能看到敦煌圖案在不同的器物上、商品上、形態上都生發出來強烈的文化屬性，這也說明傳統它不一定就是傳統的，只要使用好，它就能夠服務於現代。

七十多年前，十九歲的常沙娜在大洋彼岸寫下：「祖國建設需要我們。」那時她未必知道，此後的漫長歲月會怎樣展開。但她用一生告訴我們，所謂「需要」，從來不是一句停在紙上的話。

常沙娜：我爸爸還有林徽因的影響，還有我參加設計的一種概念，就是敦煌的壁畫方方面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後來我爸爸也說，你不管幹什麼，你別忘了你是敦煌人。

崔冬暉：常書鴻先生是保護，常沙娜老師是梳理、傳承，把這些東西總結成一種方法，轉化成生產力，服務於現代的社會。到我這兒，受到召喚，希望把這一份力量，接過來繼續延續下去，讓更多的傳統的東西能夠轉化成服務現代社會的作品。把中國傳統的文化這種寶藏，挖掘出來，找到它的根與流。我也希望通過這些設計，為中國的發展，為中國的未來貢獻自己的一份綿薄的力量。

從大漠裏守了一輩子石窟的常書鴻，到把中國之美帶進現代設計的常沙娜，再到今天受前輩感召、繼續把中國傳統美學講給年輕人的崔冬暉——三代人的選擇，就是一家人殷殷愛國心、拳拳赤子情最生動的註腳。家國從來不是一句宏大的口號，而是每一代人，都願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熱愛，毫無保留地獻給腳下這片土地。

（來源：央視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