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元首會晤　人工智能領域達成哪些共識

文/許小哲

當今世界格局深度調整，大國關係與全球科技秩序進入重塑關鍵期，如何管控分歧、穩定雙邊關係、構建可預期的戰略框架，成為中美兩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共同命題。近日國家主席對美國的國事訪問，圍繞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統籌各類重大國際及地區議題深入磋商，敲定八項重要成果共識。在眾多成果之中，人工智能治理機制化安排極具風向標意義：雙方明確重啟並升級中美人工智能專項對話，定於今年十一月舉行新一輪會談，並首次專門設立人工智能突發事件溝通渠道，這是中美多年元首外交持續積累、層層推進的良好成果。

回溯過往幾次元首會晤，人工智能議題早已多次擺上中美元首的議事桌。2023年舊金山斐洛里莊園會晤，兩國元首首開先河，同意設立政府層面的人工智能對話，由此奠定一軌官方磋商的起點；其後2024年利馬會晤，雙方進一步聚焦AI於安全層面的邊界，特別確認核相關決策必須保留人類最終控制權；及至2026年北京會晤，元首再度重申要維持這條對話通道，持續管控科技領域衍生的各類風險。此番訪美取得的新共識，則是在原有基礎之上再往前推進一步，除既定的定期對話之外，額外建立突發事件溝通渠道。換言之，既有定期研討的常設平台，亦保留應急狀態之下的即時聯絡視窗。

全球科技格局迭代至今，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產業技術賽道，而是重塑大國實力格局、國際規則體系、全球安全秩序的核心變量，這也是中美持續聚焦AI對話、持續深耕機制化溝通的核心原因。一方面，AI技術兼具顛覆性與不確定性，深度滲透經貿、國防、金融、民生、網絡安全等所有核心領域，技術濫用、演算法風險、數據安全、智慧軍備管控等隱患無國界、無邊界，單一國家無法獨立規避風險，亟需兩大科技大國協同管控、劃定紅線。另一方面，中美作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兩大主體，佔據全球AI研發、專利、產業應用的核心體量，兩國的治理標準、合作模式、風險底線，直接決定全球AI治理的基本走向。相較於經貿、地緣政治等分歧尖銳、博弈固化的領域，人工智能是兼具競爭剛需與合作剛需的特殊領域：兩國存在技術與產業競爭，但更有管控風險、規避戰略誤判、穩定全球科技秩序的共同責任。持續開展AI對話，並非弱化競爭，而是為激烈的科技博弈建立規則、設立邊界，避免技術無序迭代引發意外摩擦、誤判升級，這既是中美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關鍵抓手，也是兩國承擔大國責任、穩定全球科技治理格局的務實選擇。

不過我們亦不宜對一次會晤的成果抱有過度樂觀的期待。必須承認，中美在人工智能賽道上面的競爭客觀存在，產業路線、監管思路、科技政策仍存有不少分歧。對話機制的設立，不等於分歧就此消失；設立溝通渠道的本意，亦不是要求雙方馬上達成全部共識，核心價值在於防止誤判。AI技術迭代速度一日千里，一旦出現突發技術事件，倘若雙方缺少即時通報的通路，局部的技術風波，便有可能被放大升級，演變為雙邊層面的摩擦。站在香港的立場，作為中西交匯的高度國際化城市，既有普通法的法律基礎，亦匯聚不少跨域法律、科技、金融專才。未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規則博弈當中，香港大可發揮自身中介角色。一方面本地智庫可以繼續參與二軌層面的研討，為不同體系之間的規則對接貢獻想法；另一方面香港亦可以依託自身國際化營商環境，成為內地與海外AI企業之間交流的一個中間樞紐。不必強求直接參與大國頂層談判，但憑專業優勢當好橋樑，依然可以尋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縱觀這一輪又一輪元首外交所沉澱下來的成果，可以看見，無論是定期的AI官方對話，還是新增的突發事件聯絡通道，背後所追求的，無非就是在博弈當中尋得平衡，以機制化溝通降低誤判的代價。當然所有共識最終仍要看落實。十一月即將到來的這一輪AI對話，就是對本次元首共識最好的試金石。後續能不能把紙上的共識轉化成實實在在的行動，能不能用好應急通道化解潛在風險，尚待時間觀察。對香港而言，則不妨靜觀之餘，積極思考如何用好自身的獨特優勢，在全球新科技治理的浪潮當中，尋找到屬於本地的參與路徑。

（作者係重慶市政協委員、就是敢言執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