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時,電視劇《日落下的彩虹》全面採取實景拍攝手法,趕在彩虹邨清拆前留下影像紀錄。對比着重資訊的紀錄片,戲劇的虛構故事有助凝煉繁雜的線索,突出抽象的情感,也體現出製作團隊如何閱讀這城市地標。
沒錯,文字和地理空間同樣可以成為閱讀對象,兩者亦能互相轉換。此即「文學地理學」(literary geography)。
這門學問是文化地理學的分支,起源於近代法國。顧名思義,它專門針對文學作品與地理空間的關係,例如某一小說如何描述真實世界的風光,或者山川河嶽如何激起作家的靈感。早期專書如安德烈·費雷(André Ferré)於1946年出版的《文學地理學》(Géographie Littéraire)。其篇幅不長,功在初次建構「文學地景」概念,強調虛構的文學與現實的空間存有多種關係,並且深遠地影響城市發展及人口流動。
這種關係不獨見於西方文學,中國古典時代的例子比比皆是。譬如提到武昌的黃鶴樓,相信大家都會立即想及盛唐人崔顥的《黃鶴樓》。這首世稱「七律第一」的詩歌糅合名勝的景觀和作者的想像,始於回顧虛幻的「昔人已乘黃鶴去」,終於放眼前路的「煙波江上使人愁」。
加入時間線索後,一刻所見的風光注入了浩然壯闊的歷史氣質。有趣的是,根據辛文房的《唐才子傳》記載,這首詩給人題寫在黃鶴樓內,書寫建築物的作品轉變為建築物的一部分。而李白等人後來參觀黃鶴樓,見到這首卓越的題詩,生出較勁爭雄之意,則又是地理空間的啟發作用。
可惜費雷的思考未盡全面,囿於直接書寫真實地標的案例,未有兼顧另一常見的創作現象:地景本身或是為人冷落多年之地,後人卻為之憑空賦義,創造前所未有的意涵。這類論述大約得待至二十世紀後期。
例如,邁克·克朗(Mike Crang)在1998年出版《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指出「文學地景」不是把文學用作向外部世界映照地理特色的鏡片,即不是單純書寫已有之物。其真正的作用應該是把文學融入地景當中,以文學與地景的混合體呈現出作者的體會、經驗和知識。若有外遊經驗,想必不會對那些歷史名人的故居感到陌生。
經過了千百年,皇宮大宅尚且難以保存,小小的草堂雅舍怎可能安然無缺?情況大多是後人考證文獻記載,按自身理解於特定地點豎立紀念碑而已。孰是孰非不得而知,但本無一物之地確實獲得全新的意義,還會為慕名到來的遊客傳達這些後設的印象。
文學地理學家時常強調,地景也是一種文本,為人書寫,為人閱讀。起源存疑與否,典故準確與否,都不能夠抹殺其造就的文化影響。文學與地景互為因果,互相印證。
●凌頌榮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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