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梁錦松：好人董建華，都頂過來了

9月20日，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公祭儀式在香港殯儀館舉行。9月8日，董建華在香港逝世，享年89歲。

近日，曾在董建華任內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獨家專訪，追憶了與董建華共事的歲月。他說，董建華是他的領導，也是他的恩師。大家公認董建華是個好人，但他更是一位始終堅守「以德服人」、行德政的領導者。

梁錦松說，董建華在任時，周圍充滿了各種批評和質疑之聲。但隨着時間流逝，很多人越來越認識到，他所做的很多事都是對的。他主導的教育改革、CEPA、自由行等政策都富有遠見卓識，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落實「一國兩制」，實現平穩過渡。「這個是不能低估的，因為當時的內外部環境錯綜複雜，困難外人很難想像。這是歷史上要濃濃記他一筆的。」

「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來」

中國新聞周刊：你與董建華是因何結緣的？

梁錦松：董家對我有恩。1971年秋董建華先生的父親董浩雲給了我一個獎學金，我得以登上他的「宇宙學府」郵輪環遊世界。這次遊學把我的眼界開了，把我的英語口語練好了，還把我的愛國情懷鞏固了。因為當時正值新中國剛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船到南非時，本來南非是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但餐廳把我當作「榮譽白人」接待了。我深受震撼，就覺得國家一定要強，不然的話華人在哪裏都沒有地位。

這改變了我的一生。所以後來，董建華說他決定參選特首，希望我支持他，我一口答應；他要我參加行政會議，做「非官守成員」（即非官方成員），我一口答應；再後來他要提名我當財政司司長，問我要不要回去想一想，我說「不用想」，一口答應。

中國新聞周刊：據說他當選特首以後，跟你談起香港怎麼樣才叫成功，你說有兩個指標，一個是令全世界的資金都來香港投資，一個是令各地的人才都願意到香港來工作。

梁錦松：我一向都這麼說。香港應該要做的事就是聚才和聚財，而且「才」比「財」更重要，因為人才在的地方錢都會跟着來。

我1993年到1998年擔任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主席。這個機構的職責是協助政府分配給公立大學的撥款，在監管資金的同時也是在監管大學的運作。1997年我加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工作重點也在教育領域。因此一直以來我都對教育很關注，一說就興奮。董建華很重視教育，他擔任特首之初就強調：「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來。」

1997年香港推行母語教學，約七成公立中學逐步實行中文授課。我向董建華建議，大學除了中文科之外，其他科還是繼續用英文教學。因為當時我們參考了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立國之後大學改用了馬來語教學，在國際上的排名就跌了好多。畢竟，英語是世界通用的學術語言。香港既然實行「一國兩制」，我們就應該因地制宜，大學還是用英語教學。董先生同意我的看法。這樣就延續了下來，到今天香港的大學還是用英語教學的。

1998年，董先生要我擔任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在他的支持下，我們開始設計「千禧教改」方案。主要方向是強調通識教育，將原來的英式學制3（初中）—2（高中）—2（預科）—3（本科），改為3（初中）—3（高中）—4（本科），跟內地一致，也能對接美加等主要國家的四年制本科。並且鼓勵高校從全球招聘師資，擴大非本地生學額，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

我們還建議設立「高等教育配對基金」，由大學自行爭取籌款，每獲一元社會捐款，政府加增一元補貼。如此一來就可改變過去平均分配資金的模式，表現優秀的院校和學科可獲得更多資源，以調動社會各界積極性。董先生聽了馬上表示支持。這個基金對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生態影響很大。

這些後來逐步落地的教改方案，可以說奠定了香港現在的教育框架以及香港高等院校的國際地位。你也知道，香港一個小小的城市，我們有5所大學在全球QS排名100名之內，這在全球其他城市都是沒有的。香港成為現在這樣一個國際高教中心，我覺得董先生功不可沒。

「既然是我做出來的，我就在我任內解決掉」

中國新聞周刊：你擔任財政司司長期間，與董建華的接觸中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梁錦松：我2001年5月接手的時候，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當年的財政預算已經宣讀了，新財年的預計財政赤字是30億港元。但後來我們「埋單」的時候，實際是600多億，差了20倍。

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並與本地經濟增長率相適應。而從1997年到2001年，政府開支佔名義GDP的比例從13%左右增加到17%，增長了4個點，與經濟增長率是不相匹配的。

當然有人會說，財政赤字每個政府都有，香港用得着這樣緊張嗎？但是香港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是，我們實行的是聯繫匯率。因為如果匯率不穩定，就很難成為金融中心。為了不讓投機者來衝擊我們的聯繫匯率，我們一定要把財政赤字控制住。

我跟董建華說，這個赤字是我們這四年做出來的，我就問你一句，你希望是在你任內解決，還是留給下一任解決。他說，既然是我做出來的，我就在我任內把它解決掉。我說行，其他讓我來做。

我們首先是砍公務員薪水，提出公務員整體減薪4.75%，後來改為不同級別按不同比例減。之後我又跟董先生說，其實每個部門都有很多fat可以瘦身，所以2003年初又提出，到2006年把公務員編制減10%。但是我不去決定砍什麼，每個部門就給它一個overall的信封。後來就通過自然流失、自動退休等方式，減少了冗員。

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的樓價就掉了65%了，這個時候我們還要縮編、減公務員薪酬，可想而知反對之聲是很大的，但是至少把港元穩定下來了。只是沒有預料到，2003年3月SARS就暴發了。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把董先生的名望影響了。我當時無知者無畏，還是對他心存愧疚的。

中國新聞周刊：SARS之後，就出台了自由行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等舉措？

梁錦松：對。SARS出來後，我們要怎麼樣來救經濟？第一招，我們就到北京去尋求支持，去跟有關部門談，希望爭取更多的內地人來香港旅遊。當時還沒有「自由行」這個詞，就是放寬了內地到香港旅遊的限制。

2003年6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商務部共同簽署了CEPA。董先生也在場見證了。CEPA跟自由行把內地跟香港的經濟拉近了，這可以說也是董先生任內的主要政績之一。

「都頂過來了」

中國新聞周刊：都說董建華工作起來是「711」，是這樣嗎？

梁錦松：是的，他確實是工作狂。後來夫人要他早點睡覺，他就沒有工作到那麼晚了，而是改成早晨4點起床，喝了咖啡後就開始看文件，看得很細，然後開始打電話。他第一次打給我的時候才7點，我在睡夢中抓起電話說「Hello」，他說：「對不起，阿松，你是不是還沒起床？」以後才改為8點以後打。

中國新聞周刊：也有人認為他過於親力親為了，你怎麼看？

梁錦松：你可以這樣說。因為他是經過巨大挫折的，家族企業曾瀕臨破產，所以他責任心特別強。我跟他說，有些很細節的東西你交給我們吧，你看得比我還細！你該出去抱小孩，跟老人家握手，多在電視上出現，多爭取民意。可他不習慣做這些事情，他說他要做實事。

中國新聞周刊：隨着時間的推移，香港各界對董建華的評價更積極了，有這樣一種趨勢嗎？

梁錦松：是的。歷史總是這樣的。當時處於過渡期，內地的經濟也還沒有發展起來，很多從港英時期過來的人對內地抱有疑慮。現在回頭看，我們以前的認知可能錯了。但當時對很多問題都還沒有看清楚，很多人把問題歸咎於董先生領導的新政府，不了解這些問題的產生有內因有外因。

當時整個班子是港英時期原來的公務員班子，後來再加上我們幾個空降來的新丁。我們都很有理想，但是理想不一定能落地。董先生經常說要「以德服人」，他確實是這樣一個人，所以很多人願意跟着他。不過有時候我覺得，光以德服人是不夠的，要恩威並濟。

很多人把董先生看作「老好人」。他為什麼給人家這種感覺？因為他廣東話不夠好，有時說得結結巴巴的，而且他出言謹慎，所以給人的感覺是反應慢，其實他完全不是這樣的。他是一個凡事深思熟慮的人，而且高瞻遠矚。他的國際視野很好，對長期趨勢可能比我們都看得準。他有很多idea是很好的，包括要發展芯片產業等等。

當然他最大的功績就是平穩過渡。很困難的內外部環境，還有金融風暴、港元受衝擊、SARS……他都頂過來了。所以國家不是給他頒發了「『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榮譽稱號嗎，這個獎是實至名歸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