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 |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 推動治理範式的躍升

朱鼎健 全國政協委員

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隨後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5大主要目標和22項主要指標，標誌着特區治理正式邁入「長遠頂層設計與年度精準落地」雙軌並進的新階段。

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筆者認為編制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意義是香港治理範式的一次根本性躍升，其正面影響將在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間內持續顯現。

首先，治理邏輯的根本轉變：從「積極不干預」到「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長期以來，香港奉行「積極不干預」的施政哲學，年度施政報告雖能回應短期訴求，卻難以統籌長遠布局、破解深層矛盾。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以科學頂層設計補齊發展短板，作出這一轉變來之不易，也恰逢其時。

編制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為香港建立了「宏觀有藍圖、年度有施工圖、執行有檢視」的治理閉環。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管長遠方向，施政報告管年度落實，兩者形成有機銜接，使香港發展告別碎片化、被動應對的舊模式，進入系統化、前瞻性的新階段。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體現了國家戰略與香港定位的精準對接。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賦予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戰略定位：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筆者尤為關注的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提出了具體的「硬聯通」與「軟聯通」舉措：推進港深西部鐵路和北環線支線，構建「軌道上的大灣區」；加快推動專業資格互認、規則銜接，促進大灣區市場一體化。但必須強調，對接國家戰略只是起點，香港更需要從「被動對接」走向「主動作為」。

香港不應只滿足於做國家發展的參與者，更要清晰界定自身能作出的獨特貢獻。在轉型金融、綠色標準制定、跨境數據流動等領域，香港具備普通法體系、監管信譽和國際視野的獨特條件，完全可以承擔「試驗田」角色，為國家制度創新積累經驗。

再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突出了經濟轉型與民生改善的雙輪驅動，將北部都會區建設列為六大板塊之首，提出五年「熟地」產出量達900公頃，是此前五年的7.5倍；住宅落成量達7萬套，增長約6.4倍。北部都會區面積達3萬公頃，可提供3,000公頃新發展土地，目標興建50萬個新住宅單位，並創造50萬個新就業機會。這不僅是空間拓展，更是產業結構重塑的戰略載體，將推動形成「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發展格局。

在創科領域，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本地創新活動開支佔GDP比例力爭達3%，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力爭達5.5%。這些量化指標體現了規劃的務實導向。

民生方面，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將「民生福祉顯著改善」列為五大目標之一，涵蓋醫療、教育、房屋、安老等領域，並設定每千人口對應醫生比由2.25人提升至2.43人等具體指標。筆者在諮詢階段即建議，政策目標不應局限於增加單位數目，而應着眼於整體居住環境的改善，包括交通配套、公共服務和社區設施等因素。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這方面作出了積極回應。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建立了評估機制，確保藍圖落地，在「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專章中，明確建立定期檢視和滾動調整機制，訂立22項預期性與約束性指標供追蹤和問責。

總括而言，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誕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它證明了香港不僅能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市場的獨特優勢，更能以戰略規劃的主動性應對百年變局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