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冶、林凱、蔡凝鍶)95年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啟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序幕。9月16日,「勿忘『九一八』,捐贈『謝罪碑』暨日中民間交流研討大會」在中日兩地共同舉行。大會上侵華日軍憲兵大澤雄吉的女兒倉橋綾子,將據父親遺願所刻「謝罪碑」的複製品捐贈給中國,永久保存於長春師範大學日本侵華戰爭記憶陳列館。倉橋綾子在發言中表示,當她面對日本侵華戰爭所犯罪證,深刻地理解了父親遺願要立「謝罪碑」的緣由,並希望「中日永不再戰」。
「曾在舊軍隊服役十二年八個月,其中十年作為駐中國陸軍下級幹部(原憲兵準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臨汾、運城、舊滿洲、東寧等地的憲兵隊服役。參加了侵略戰爭,對於曾經對中國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唯有向中國人民深深謝罪。」這是「謝罪碑」上的文字,也是侵華日軍憲兵大澤雄吉留給後人的遺言。
憂右翼破壞 將碑捐來中國
「我幾乎沒有告訴任何人這座碑建在什麼地方。因為我擔心有人會破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採訪時,79歲的倉橋綾子談起捐獻的這座「謝罪碑」時說,早年在日本家鄉建立這座碑後,她一直刻意保密這座碑的所在地,而隨着日本的右傾化,她自己開始擔心圍繞戰爭歷史的言論空間可能會受到更多限制,「甚至會發展到讓人無法再說出這些話的程度,這讓我感到害怕」。
「除了深深謝罪,我已經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倉橋說,她希望日本和中國都能有這樣一座碑,這座碑能夠讓更多年輕人看到這段歷史,「即使只是一座複製品,如果它能讓中國人得到一絲寬慰,我也會感到非常欣慰」。
讓碑進入公眾視野 發揮銘記作用
大澤雄吉所服役的日本憲兵隊,絕非侵華日軍普通的軍事單位。倉橋回憶說,父親曾說人分兩種,一種人在被殺之前會大聲哭喊着求饒,還有一種人,即使到了被殺的時候,也會堅定地直視前方。倉橋說:「我想,父親一定曾因想到那些被他們殺死的人而備受煎熬吧。」
「日軍憲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權力。」推動促成本次捐贈的長春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日中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素楨直言,倉橋的父親可能做過不可言說的罪惡行為,所以才想謝罪。
李素楨說,保存這座碑,實際上就是保存這段歷史。如果碑只留在日本,中國人看不到;要讓碑走向世界、進入公眾視野,才能真正發揮銘記歷史的作用,照亮人類通往未來和平的道路。她強調,從個人贖罪到公共記憶,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向一個人謝罪,是兩個人的關係;向整個民族謝罪是公共記憶。」這座碑不僅是留給未來,也是留給當今,讓世界傾聽。
實物和現場教育具特殊意義
作為承接單位,長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薛剛表示,「謝罪碑」將收藏於日本侵華戰爭記憶陳列館。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學校將加強對「謝罪碑」及其所代表的同類事件、同類群體的研究。薛剛說,這項捐贈既是侵華物證,也是侵華記憶;碑文內容以及倉橋綾子本人的歷史記憶,都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對象。對於青年學生而言,這樣的實物和現場教育具有特殊意義。不是灌輸仇日情緒,而是記住屈辱、吸取教訓,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倉橋綾子亦在發言中強調,日本在高市當局治下,一邊淡化侵略戰爭的「侵略」史觀,一邊高聲鼓吹擴充軍備,甚至試圖修改曾宣誓「絕不再戰」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對此,倉橋綾子表示堅決反對,並一直參加安保法制違憲訴訟。她認為,最重要的就是「中日永不再戰」。
「勿忘『九一八』,捐贈『謝罪碑』暨日中民間交流研討大會」共設中日兩個主會場、三個分會場,同步開啟遠程線上會議室。會議中,設立於長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中方主會場主持「九一八」悼念儀式,以14聲撞鐘象徵中華民族14年浴血抗戰的艱辛歷程,並鳴笛向革命先烈和遇難同胞默哀。日本主會場以及香港等分會場與會者亦同步進行悼念儀式。
「謝罪碑」曾被家族阻立12年
1986年大澤雄吉病重住院。去世前,他從病床的枕邊拿出一張紙條,交給女兒倉橋綾子並叮囑「我死以後,把這些話刻在我的墓上。拜託你了。」紙條上的文字並不長,卻明確寫下了大澤雄吉的侵華經歷及對中國人民的謝罪。
葬禮結束後,倉橋把父親遺言告訴了哥哥與弟弟,這時她才知道,父親也分別向弟弟和哥哥留下了相同遺願。然而,家人對大澤雄吉的選擇並不支持。叔父認為,把這樣的文字刻在墓碑上「傳出去太難聽了」。哥哥則直接表示反對,「我們又沒有做什麼壞事,這樣做我很不願意。而且,其他士兵不也都做過嗎?為什麼偏偏只有我們的父親要謝罪?」
1998年,反對立碑的哥哥去世後,倉橋聯繫了哥哥的兒子,再次提出希望幫父親完成遺願。侄子表示支持:「爺爺是自己主動向中國謝罪的,他做了一件好事。」
那一年,倉橋終於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墓碑,將父親臨終留下的謝罪文完整刻下。
26年來多次代父來華謝罪
立碑並非終點。2000年,倉橋首次來到中國,先後前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代父親向中國人民謝罪。此後她又來到父親最後駐紮的黑龍江東寧,走訪當地村莊向當地民眾謝罪。2005年,她受邀參加東寧縣相關紀念研討會,講述為父親立「謝罪碑」的經歷;並在此後又參觀侵華日軍在東寧、海拉爾修建的要塞遺址、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遼寧撫順平頂山慘案紀念館等,「當我一次又一次面對這些歷史遺蹟和日本侵華戰爭罪證,我深刻地理解了父親要我製作『謝罪碑』的緣由。」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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