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五年規劃」——中國式發展的制度密碼

文/劉興

科學編制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政治優勢。自1953 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式落地以來，14個「五年計（規）劃」（2006年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將「五年計劃」升級為「五年規劃」）前後銜接、層層遞進，從集中力量奠定工業化初步基礎，到統籌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全方位發展，以階段性目標的穩步落地接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1952年至202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7.9%，2024年人均GDP突破1.3萬美元，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接近30%，製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一。這份人類發展史上罕見的增長奇跡，恰恰印證了「五年規劃」制度的強大效能：它既能夠為各行業明確長期發展方向、引導資源精準投向國家戰略及關鍵領域，更能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讓長遠藍圖一步步變為民生福祉。

作為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港澳地區對「五年規劃」模式的探索實踐，正是這一制度優勢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延伸與創新。澳門早在2016年就啟動了首個「五年規劃」編制工作，截至2026年已公布第三個「五年規劃」，在政府統籌引導下持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逐步破解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結構性困局，從首個「五年規劃」明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到後續規劃逐步拓展中醫藥研發、特色金融、會展商貿等新興產業布局，澳門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非博彩業佔GDP的比重從2015年的不足35%提升至2025年的近50%，就業結構中從事新興產業的人數佔比翻了兩番，民生保障水平也隨着經濟多元化發展穩步提升，連續多年實施現金分享、公共房屋供應、免費醫療等惠民政策。澳門的實踐充分證明，「五年規劃」制度完全可以與「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相適配，既能夠保留港澳地區的市場化優勢，又能通過政府的前瞻性引導破解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為港澳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探索出了可複製、可推廣的可行路徑。

2026年9月16日，香港發布回歸以來首個「五年規劃」（2026-2030），標誌着香港治理理念的深層次轉變。不同於內地的指令性規劃，香港結合自身自由港的發展定位，將規劃明確為「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戰略性框架，一方面充分尊重市場運行規律，保障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傳統優勢，另一方面也為市場主體提供了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改變了過往長期存在的政策碎片化問題。這份規劃既實現了與國家「十五五」規劃的精準對接，有助於香港主動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港創新合作等重大戰略機遇，更能夠以系統性思路破解住房供應、產業轉型升級、基層民生保障等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注入持久的內生動力。

從國家層面七十餘年的「五年規劃」接續推進，到港澳因地制宜探索適配本地實際的規劃模式，這一過程既彰顯了我國制度優勢強大的包容性與生命力，也展現了「一國兩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廣闊空間。未來隨着港澳兩份「五年規劃」的落地實施，國家發展的戰略紅利將持續轉化為港澳民生改善、競爭力提升的切實成效，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築牢更堅實的實踐根基。

（作者為河北省政協常委/冀魯旅港同鄉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