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鳳翔
8月18日,美國特朗普第二任期再度升級對國際刑事法院(ICC)的制裁,針對ICC院長赤根智子、資深出庭律師祭出懲處。至此,ICC半數法官已被美方制裁。
現代國際秩序的本質早已清晰,戰前列強靠船堅炮利直接掠奪。二戰後,公開軍事殖民失去道義空間,美國轉以自由、民主、法治為包裝,透過掌控國際制度完成軟性掠奪,這就是典型的「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愛德華,1978)。
一、戰後掠奪,制定後殖民司法標準
二戰結束後,美國等戰勝國主導建立紐倫堡、東京軍事法庭,確立了現代國際刑事司法規範,客觀上填補了戰爭罪審判的法治空白。但這套規則從誕生之初就存在先天缺陷,是勝利者的單邊標準。
法庭管轄僅限定二戰德、日戰爭罪行,完全不追溯近代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史。對中國而言,美國曾參與八國聯軍侵華,逼迫晚清簽訂多項不平等條約,在上海設立美租界、攫取治外法權與貿易特權。這些真實的侵略與剝削事實,在戰後國際司法體系中全數被選擇性遺忘,無任何追責機制。
直白來說,二戰後的國際法治,並非普世公平的準則,而是西方終結舊式武力殖民後,開啟制度霸權、延續利益掠奪的新工具。
二、長期主導,刻意暗藏的美式偏袒
從二戰戰犯審判到聯合國特設法庭,美國長期掌握國際司法的規則解釋權與執行權,偏袒操作由來已久。
1946年東京審判,美國為穩定戰後東亞格局,刻意豁免日本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以換取731部隊實驗數據為條件,放走核心戰犯,又陸續釋放大量日本戰犯重返政壇。與此同時,美國吸納眾多納粹核心技術人員,使其逃過戰犯清算。
冷戰後的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同樣延續雙標邏輯。北約轟炸巴爾幹地區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證據確鑿卻最終無人問責。長期以來,國際司法形成默認潛規則,僅針對小國、敵國問責,對大國及盟友的罪行視而不見。
三、單邊制裁,揭開國際法雙重標準
常設ICC成立時,曾被視為普世正義的重要進步。但數十年運作證明,美國對國際司法向來秉持「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利己原則。
當ICC調查、起訴俄羅斯、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等美國對手時,美方默認並認可法庭的正當性。可一旦ICC調查觸及美軍阿富汗戰爭罪、以色列軍事行動等自身及盟友利益,美國立刻拋棄法治幌子,動用國家單邊權力制裁司法人員,直接干預、癱瘓法庭運作。
本輪對ICC制裁力度空前,雖引發聯合國、荷蘭、歐盟的公開反對,各方態度較2020年更為強硬,但僅限外交聲明,無任何實質約束手段。與此同時,ICC內部存在監管漏洞、高層利益衝突等問題,前首席檢察官因行為失當遭罷免,也讓這套國際司法體系的內部缺陷徹底暴露。
總括而言,從近代武力殖民掠奪,到二戰後制度霸權輸出,再到如今單邊制裁操控國際司法,美國的利益邏輯從未改變。所謂普世法治、國際正義,從來不是無差別的約束規範,而是大國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本次ICC制裁事件,徹底撕開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偽裝,讓後殖民時代的法治雙標與霸權本質,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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