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從「阿嬤方言風波」看兩地教育底蘊：香港的自信與新加坡的焦慮

近日，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新加坡掀起了一場關於語言與身份的軒然大波，當地對潮州話原聲放映的限制與反覆，暴露出一種深層次的文化焦慮。與此同時，香港教育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屢創佳績，QS排名中多間大學歷史性躋身全球前列，全球競爭力排名中香港於教育表現亦位列全球前三。作為中學校長，我認為這一正一反的現象，正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契機，去反思教育之本質，並看清香港教育的真正優勢。

一部電影，兩種氣度

《給阿嬤的情書》並非政治史詩，僅是一部關於鄉愁與承諾的方言小品。然而，新加坡當局最初僅批准極少數的原聲場次，輿論沸騰後才被動「讓步」加開，這種如臨大敵的姿態，讓人不禁追問：一個自信的教育體系，為何會畏懼一種語言的自然流動？

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李子玲指出：「方言一直是新加坡華人的根，相比之下，華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疊加上去』的語言。」當一個教育系統成功地將方言從「根」變為「外語」，卻在面對文化記憶時如此手足無措，這或許並非政策的成功，而是對文化多樣性信心的流失。

反觀香港，作為一個華洋並存、中西交匯的國際都市，我們的教育方針從未試圖抹去歷史的層次感，而是容許文化的多元表達。這種從容，正正源於對自身教育底蘊的自信。

教育不只爭一時排名，更在爭千秋格局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為何香港在PISA等國際評估中屢次不及新加坡？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的回應發人深省：「新加坡很重視PISA，香港相對『平常心』……不是要操題，希望評估顯示同學日常的水平。香港在參加評估時不是以搶第一為目標，更強調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

這並非託詞，而是兩種教育哲學的差異。新加坡的教育調校精準，如「AIED框架」（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強調數據與效率，但其對方言電影的敏感，卻揭示了其人文土壤的貧瘠——當教育只為「用」而服務，文化便成了需要被修剪的枝椏。

香港則走在另一條路上。我們有條件地推動數碼教育，但不忘「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強調價值觀教育與國民身份認同；我們推動STEAM教育，但從未攤薄人文學科課時，堅持文化的厚植。

從「被比較」到「作主體」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警醒：教育的終極自信，不在於能否用某種語言朗誦課文，而在於能否以開放的心態接納過去、擁抱未來。

新加坡的「方言風波」是一次警鐘——它提醒我們，若教育淪為純粹的政策工具，將在面對文化根源時陷入身份危機。而香港教育的亮麗成績單，不僅是「由治及興」的成果，更證明了我們的教育路徑具備深厚的人文底蘊。

我們無需刻意與新加坡比較，更不必因一時排名的領先或落後而自滿或氣餒。作為中學校長，我深信香港教育的價值，在於培養出既能立足國際、又不忘根本的下一代。當新加坡忙於為《給阿嬤的情書》配上一條「安全」的聲軌時，我們的孩子，正學習去聆聽這個世界最真實、最複雜的聲音——這才是教育最核心的競爭力。

讓我們以此共勉，繼續在教育的田野上深耕細作，育才亦育人。

●黃晶榕博士（創知中學校長、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