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眼觀世界】G7格局轉變與全球多極秩序

張俊獅 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客座副教授

七國集團（G7）是現代國際體系中最具代表性的西方發達國家合作機制，自1976年成立以來，長期主導全球經濟、貿易與國際規則制定。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版圖發生劇烈重組，新興市場國家快速崛起，西方整體增長動能放緩甚至陷入衰退。透過對比2000年與2026年G7及中國的全球GDP佔比、工業實力與全球治理參與度變化，可清晰看見世界正從西方少數發達國家主導，過渡為多元共存的多極格局，而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G7的成立源自197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1973年石油危機重創西方工業體系，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瓦解，國際金融秩序陷入混亂。1975年，法國召集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意大利五國舉行首腦會議，形成G6機制；1976年加拿大加入，正式組成G7，歐盟隨後以常設非正式成員參與。早期G7的核心目的是協調西方經濟政策、穩定匯率體系、應對能源危機，冷戰時期亦肩負陣營對抗的政治功能。在二十世紀末，G7擁有壓倒性的全球經濟影響力，是全球最具權威的國際對話平台。

2000年是西方世界經濟霸權的巔峰時期，G7掌握全球絕大多數經濟產能與話語權。當年G7整體GDP佔全球比重高達65%，幾乎壟斷全球高端產業、金融體系與國際貿易規則。反觀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雖已有初步成效，但整體經濟實力仍相對薄弱，GDP全球佔比僅3.6%，在全球產業鏈中主要承擔低端加工製造角色，對全球治理的影響力有限，國際話語權遠不及西方國家。此階段的全球秩序，是典型的西方主導、邊緣國家跟隨的結構。

歷經20餘年高速發展，全球經濟權重在2026年出現根本性逆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數據，G7國家GDP全球佔比已大幅下滑至約43%，相較2000年下降超過20個百分點，霸權基礎持續弱化。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穩步躍升，GDP全球佔比提升至17%，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體量更為龐大。更重要的是，近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超越G7整體，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甦與增長的核心動力，全球經濟重心正式由大西洋轉向亞太地區。

經濟躍升的背後，是中國工業體系的全面成熟與領先。中國目前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門類，製造業增加值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全球佔比約30%，中國製造產能已超越所有G7國家總和。從傳統重工業、基礎建設，到新能源、高端裝備、半導體、電力設備，中國產業實現全鏈路升級。新能源汽車、光伏組件、風電設備、儲能產品等新興產業產銷量穩居全球首位，支撐全球綠色轉型。相較之下，多數G7國家工業空心化問題嚴重，製造業外移、產業體系萎縮、實體經濟增長乏力，僅依靠金融、科技與高端服務業維持優勢，產業競爭力持續弱化。

隨着綜合國力提升，中國已深度融入全球治理，成為無可替代的關鍵參與者。當前全球重大議題，包括環境治理、國際貿易、區域安全、公共衞生、氣候變遷與供應鏈穩定等，皆無法脫離中國參與而單獨推進。在環境領域，中國是全球最大清潔能源投資國與裝機國，帶動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是《巴黎協定》落實的核心支柱；在貿易領域，中國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與超過160個國家維持主要貿易關係，支撐全球產業鏈循環；在安全領域，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全球反恐與災害救援，維護多區域穩定。無論G7是否主導議程，全球治理的落地與執行，都必須納入中國立場與資源。

也正因新興力量崛起，G7的國際代表性與權威性逐年下降。當前G7人口僅佔全球不到一成，經濟佔比持續下滑，卻仍試圖壟斷全球規則制定，與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利益脫節。對比金磚國家等新興機制，G7無論人口規模、覆蓋區域、經濟潛力都已不具絕對優勢。加上近年西方主要經濟體普遍陷入低增長、高通脹、高債務困境，歐洲、日本經濟復甦乏力，西方整體進入結構性衰退階段，西方發達國家為主體系徹底失去經濟支撐。

整體而言，G7的相對衰落與中國的全面崛起，標誌着全球格局正式告別西方壟斷時代。未來的國際秩序不再由少數西方國家定義，而是走向多極共存、共商共建的全新體系。G7若無法擴大包容性、接納新興力量，其全球影響力將持續邊緣化；而中國將持續以穩定的經濟增長、完整的工業體系與負責任的大國擔當，推動全球治理朝更公平、更包容、更均衡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