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你好」還是「阻你升」？中大研究揭港職場的「母職懲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史柳藝）每逢暑假及長假期，對於許多雙職父母而言，子女日間照顧安排往往是一場「惡夢」；家長擔心請假會影響同儕，甚至被上司質疑工作投入度。這種困境，反映出香港職場家庭支援政策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缺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及副教授戴海靜的新作《超越市場績優主義：理解華人社會中的工作和家庭照顧》，通過訪問逾700名香港及深圳的僱主，發現香港僱主雖認可身兼母職的僱員具能力及責任感，卻擔心僱員因照顧孩子未能應付出差及具挑戰性工作，而避免指派相關職務，形成「母職懲罰」。隨著職場性別議題演變，照顧責任對父母親甚至孝子孝女均可能帶來職涯代價，構成更廣義的「照顧者懲罰」。

母職懲罰，即母親因承擔家庭照顧責任而分心，無法全情投入工作，從而在職場上遭受敵意與歧視的現象。照顧者紅利，即指僱主認可並欣賞承擔家庭照顧責任的德主，並將這種德主轉化為在職場上的績效，照顧者在求職時，反而比非照顧者獲得更正面的評價。 

研究歸納出四種影響僱主決策的核心邏輯，包括「市場績優主義」、「家庭照顧美德主義」、「傳統性別分工圖式」及「職場結構與福利資源」。香港職場尤其呈現「市場績優主義」與「家庭照顧美德主義」之間的深層矛盾——僱主欣賞母親的工作能力與責任感，卻因擔心其無法應付長工時及出差而不安排相關職務。與此同時，「傳統性別分工圖式」令部分僱主因男性員工承擔家庭責任而視其更具責任心，給予更佳晉升機會，形成「父職紅利」，與「母職懲罰」形成強烈對比。

戴海靜表示：「要真正改善職場家庭友善政策，我們必須先理解僱主的思維，才能對症下藥。過去大多數研究都聚焦於訪問僱員，了解他們的受歧視經歷，但政策最終要透過僱主執行，如果只把僱主視為需要被規管的對象，政策很多時候便難以落實。」

她強調，是次研究的核心，是希望理解僱主如何看待『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之間的關係，我們發現他們受著四種核心邏輯影響，這正是本次研究比較有突破性的觀點。 戴海靜指出，過去十數年的歐德文獻顯示，「父職紅利」正在消失。

是次研究更發現，深圳私有部門的父親同樣面臨「照顧者懲罰」，故香港情況很可能只是過渡期。「從我觀察所得，隨著越來越多年輕父親肩負育兒責任，若勞動市場不改變，僱主對照顧者的反感終會延伸到父親身上。因此，爭取照顧者權益不是只為了女性和媽媽，背後關乎的是所有勞動者的勞工權益。」

談及改善香港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方向，戴海靜認為，若僅以延長有薪假期的方式應對，反而可能令女性在職場競爭中更處劣勢，同時進一步強化「女主內、男主外」的傳統性別分工觀念。她建議，政府應將僱主對在職母親能力與責任感的肯定，轉化為實質的就業機會、合理薪酬及晉升階梯，同時針對暑假等托兒需求高峰期，加強服務為本的社區支援，減輕雙職父母的負擔。

與此同時，社會亦需加強性別主流化的公眾教育，反思統性的家庭分工，積極鼓勵主性參與家庭照顧。長遠來説，戴教授提出推展「照顧銀行」概念，將照顧責任從家庭和女性的私人負擔，轉化為公共的普世責任，逐步建立互相照顧和依賴的人類社會，共同回應全球性的照護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