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類罪行拼圖系列 之 人體實驗】成田檔案揭香港5000人屍檢紀錄 消失的防疫給水部藏身九龍醫院 民政衞生由日軍把持 核心人員關聯731

【重磅調查】在香港淪陷後，日軍表面上以「香港陸軍病院」名義建立醫療機構，但大量檔案顯示，這並非單純的軍事醫療設施，而是防疫給水部的延伸與偽裝。不僅如此，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梳理日本《陸軍異動通報》發現，日治下的香港民政衞生系統亦在日軍的管控之下，且與日軍細菌戰系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線索揭示，日軍在香港形成的一軍一政兩個系統，在港搭建並實施了系統性的細菌研究體系。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1942年4月21日，時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醫部部長的江口豐潔與民治部衞生課長桐林茂在港英政府醫務衞生總監司徒永覺的陪同下，到訪了保良局並合影留念。照片中的江口豐潔身穿日軍中佐軍裝、桐林茂則身穿五級軍屬制服，趾高氣揚地以軍刀拄地。兩名分別代表日本陸軍和民政衞生系統，且具日軍背景在港高級官員，顯示了日軍對香港衞生系統的全面控制。

陸軍醫院與防疫給水部人員互通

香港淪陷後，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於1942年2月27日在九龍半島酒店簽發《香督命第一號》文件，這份被歸檔為「極秘」、現藏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文件顯示：「臨時香港第一陸軍病院（華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之一部）、第二陸軍病院，繼續以往之任務。 」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早前報道引述的文件顯示，日軍攻佔香港時曾派遣兩支「防疫給水部」，故而相信被編入臨時香港第一陸軍病院的「華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之一部，即一直隨日第二十三軍行動且在戰令中消失的「防疫給水部」。

據日本防衛研究所藏《華南軍/第七師簡史》、《飛機登機聲明》、《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命令（關於香港陸軍病院的臨時編制及復職事宜）》等文件顯示：香港陸軍病院創立於1942年2月27日，院長為陸軍軍醫中將押火權太郎。全院自院長以下大約800人，其中日軍編制566人。由第二十三軍抽調的軍醫、藥劑、衞生、主記等職日軍187人（含佐、尉官29人），另有54名看護。這與參加香港戰役被編入一線作戰部隊的「第十七防疫給水部」人數相比略高，但大體規模相當。該院總部設於九龍醫院，並於香港島另有分院和療養院，以及第一、第二、第三分室和深圳救護班，計有床位約4,000張。惟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向九龍醫院申請查閱日佔時期的文獻資料，獲九龍醫院回覆稱，該醫院沒有日佔時期文獻。

從編成情況上看，香港陸軍醫院似乎是一個正常的日軍醫療機構，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梳理早前被發現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及日本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異動通報》等有關文獻發現，曾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醫部中佐部長的日本醫官江口豐潔，於1943年4月8日，被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部員身份，任命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第三部中佐部長。

此外，一份簽發於1944年8月23日的《陸軍異動通報》顯示：「香港陸軍病院陸軍軍醫中尉大串良士，補任為華中防疫給水部（即榮1644部隊，編者註）部員。」上述編成及人員調動關係顯示，香港陸軍醫院並非單純的日軍醫療機構，反而與日軍細菌戰體系核心部隊存在人員互通與綑綁且淵源頗深。

細菌研究所負責人來自七三一外圍機構

除陸軍醫療系統外，香港的民政衞生系統亦在日軍掌控下，甚至位於細菌戰系統的關聯網絡中。

內地收藏家張廣勝早年在日購得的有關成田常次郎的系列文件（下稱成田文件），是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此番與日軍文獻重點交叉驗證的文件之一。該文件雖經新華社、央視等權威媒體多次報道，但至今未有權威機構或專家公開證明文件真偽，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對比發現，成田文件中多名被記錄人員與《陸軍異動通報》所涉如宮坂治雄、岩瀨祐一等陸軍技師在港任職時間可互證，這令該文件的真實性與可信度被極大提高。

梳理現藏日本防衛研究所《軍政要員割愛方之文件》及成田文件，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了解到，成田常次郎又名成田常治郎，1933年畢業於名古屋醫科大學，後在博士大庭士郎指導下進行細菌和免疫學研究，1938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939年10月，成田結束在日本任職後，赴大連於關東衞生試驗所擔任關東局技師，1943年10月再以該身份補任香港細菌研究所要員，但身份轉為陸軍技師，並歷任細菌研究所細菌部主任，香港衞生局厚生班副主任、主任、（香港細菌研究所）九龍支所所長等職。

現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由時日內閣法制局制定的《修改關東州地方待遇職員令（因設立關東衞生試驗所而增加職員）》簿冊顯示，關東衞生試驗所是出於殖民當局「行政防疫工作過往勉強依託滿鐵公司經營的衞生研究所（即滿鐵衞生研究所，編者註），但該研究所已決定移交關東軍，作為純軍事機構運營，無法再用於行政目的」的原因，在日皇裕仁的批准下於1938年11月後成立的。簿冊顯示，該所計有庶務部、衞生試驗部、細菌部、防疫部、環境衞生部、獸疫部，計6個部門，核心人員有技師3人、技手7人。簿冊第六頁第四項括號標註「試驗部技師為藥劑師，係從滿鐵衞生研究所人員，受軍方、滿鐵與殖民當局三方共管。」文件還顯示，試驗部編制達20人，是關東衞生試驗所最重要部門。遼寧省檔案館提供給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的信息顯示，滿鐵衞生研究所於1938年被關東軍接管後，改稱為大連衞生研究所，關東軍內部番號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大連出張所，曾直接參與日本細菌武器的研製及用活人進行細菌試驗等研究。

這意味着，「香港細菌研究所」，雖然被設置於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民治部衞生局的管理框架下，卻並非單純的民政衞生部門，這使得成田文件中，香港細菌研究所的相關研究，顯得頗為可疑。此外，亦證明關東衞生試驗所和滿鐵衞生研究所亦為731的外圍機構。

港醫學博物館無史料 屍檢性質待研究

浸會大學歷史系主任鄺智文團隊上線的「日據香港」網站顯示，「（香港）細菌研究所」（現香港醫學博物館，編者註）原為港英政府的微生物署，曾有6名英籍醫生。日軍佔領該署後拘禁相關醫務人員，其間英國醫生羅拔臣（Robert Cecil Robertson）因被關押期間受盡苦難於1942年在該所跳樓自殺。關於羅拔臣之死史料記載不多。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曾向現為「香港醫學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請求查找更為詳細的日據時期文獻，對方告知稱該館同樣從未存有，這使得成田文件成為為數不多的香港細菌研究所時期的文獻。

成田文件則顯示，成田常次郎確實在港系統性地進行過鼠疫、傷寒、沙門氏菌等日軍細菌戰目標細菌高度相關的菌種及疫苗的培養與研究。其中兩份被分別標註為「香港分所」和「九龍分所」的「1944年《香港細菌研究所屍體檢案統計》」顯示，1944年8月到12月，計有4,920人（含158名嬰幼兒）被納入屍檢，死因既包含腸傷寒、麻疹、赤疾、肺結核、瘧疾、腳氣病等，亦有消化、生殖、心血管等諸多項目。其中腳氣病、肺炎與肺結核佔比為總數的52.7%。值得注意的是，腸傷寒、赤疾、肺結核、瘧疾、營養不良等病症，雖可從依細菌培養臨床體表觀察等方面進行初步確認，但需經醫學解剖才能最終確認死因。此外，表格中還有數百例「不明死因」，及數例「心臟動脈瘤」的屍檢數據，顯示這些屍體亦被進行過系統解剖以研究探查。不過上述表格只是分類數量統計，並無原始屍檢檔案進行佐證。

結合1944年日軍的醫學臨床技術和屍檢統計規模分析，上述屍檢數據超出常規醫療和衞生監測需求，更可能出於服務於系統性病理研究目的。但其是否關聯細菌研究或活體解剖，尚待進一步調查與確認。

成田文件中，還有分管香港產院、細菌研究所、香港防疫團，曾任職民治部衞生課課長的桐林茂、後任職香港衞生總局局長的小林喜久男，以及香港市民醫院負責人橫井憲一等人員，亦被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經多重渠道及文獻，證實為日本陸軍人員。（在港任職及民政衞生架構見圖），且小林與橫井曾在1941年前後，曾在海南島就當地漢族、回族、黎族數千位居民進行系統性血型分類調查，並著有《海南島居民的血型》等多篇報告。惟兩者在做上述調查時，是否隸屬於華南防疫給水部，尚待進一步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