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軍捷
一、罪行事實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系統性實施毒品戰、細菌戰兩類非人道戰爭行為,相關史實均有檔案、日軍自述、親歷者證言及史料佐證。
在毒品運用方面,1888年日本藥物學家長井長義已從麻黃堿中分離出甲基苯丙胺。1919年日本化學家緒方章完成甲基苯丙胺結晶化,製成白色晶體可供吸食。1937年全面侵華後,日本陸軍省將其定為軍用「覺醒劑」,批量生產為「突擊錠」配發前線士兵。士兵服用後可數日不眠不食、喪失痛感,人性良知徹底喪失,變得暴戾嗜血。日本老兵在戰時日記與戰後回憶錄中直言:服下藥物後,完全變成獸兵,殺人如割草,對殺戮沒有任何心理負擔。
持續六周的南京大屠殺中,大量日軍依靠覺醒劑催化實施無差別屠殺,藥物是釀成慘案的重要誘因。戰爭後期,神風特攻隊執行自殺式襲擊前均服用此類毒品,藉助藥物消除死亡恐懼,淪為軍國主義的自殺工具。覺醒劑成為這類極端作戰模式的物質支撐。據日本戰時軍需統計,二戰期間日本軍用甲基苯丙胺產量超10億片;1944年後,中國戰場月消耗量達數十萬片,近半數前線日軍長期服用。
同時,日本推行「以毒養戰」體系。1895年起在台灣實行鴉片專賣;1932年偽滿洲國頒布《鴉片專賣法》,壟斷鴉片產銷,強制熱河農民種植罌粟,1933年種植面積31.8萬畝,1939年擴至72萬畝。1930年代,天津日租界產出全球90%以上非法海洛因。1939年,上海宏濟善堂成為官方販毒樞紐,五年獲利超10億日元,全部充作侵華軍費。
細菌戰方面,日本組建731、8604等細菌戰部隊,公然違背國際公約。731部隊在東北以平民、戰俘為活體對象,開展細菌實驗與活體解剖,研發致命武器。華南8604部隊將香港難民視作蒼蠅、老鼠,批量投放細菌毒害,無差別消滅成千上萬無辜民眾,徹底無視生命底線。1945年投降前夕,日軍系統性燒毀細菌戰檔案、銷毀設備、處決知情人員,全力掩蓋罪行。
戰後東京審判中,美國為換取細菌戰實驗數據,放棄對相關戰犯的追責,此類罪行未得到正式清算,日本官方長期迴避這段歷史。
二、罪行實施成因
日本採取非人道戰爭手段,源於資源短板與軍國主義極端化的雙重驅動。
日本本土資源匱乏,長期侵華戰爭消耗巨大,常規作戰難以支撐侵略需求。利用毒品掠奪中國財富、補充軍費,可快速彌補財政缺口;毒品、細菌武器投入成本低,卻能實現大規模殺傷、瓦解抵抗力量,契合其低成本侵略的戰略目的。
主觀上,軍國主義長期洗腦,將被侵略國民眾的生命視為工具,徹底拋棄人類道德與戰爭倫理。只要能達成侵略目標,即可無視國際準則與生命尊嚴。用毒品異化士兵,是為了消除其道德約束與恐懼心理,最大化提升軍隊的殺戮破壞力,本質是軍國主義的人性喪失。
三、歷史與現實危害
這些罪行給中國造成深重災難:南京大屠殺、細菌戰、毒品侵害導致海量平民傷亡,淪陷區無數民眾沾染毒癮,身心遭受永久創傷;國家財富被掠奪,社會經濟遭到毀滅性破壞。
二戰後,日軍剩餘軍用冰毒流入民間並擴散全球,成為全球冰毒氾濫的源頭,至今仍是嚴重的公共衞生問題。
戰後八十餘年,日本始終隱瞞731、8604等部隊及毒品戰罪行,未向受害國進行官方道歉、懺悔與賠償。右翼勢力持續篡改歷史、淡化罪行。對戰爭罪責不反思、不懺悔,持續培植軍國主義復活的土壤,對地區和平構成現實威脅,值得我們高度警惕,並施以反制。
(作者為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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