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性加班」難補水　打工仔身不由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千尋）香港這座不夜城的高速轉動，背後是無數打工仔的通宵達旦。隨着資訊科技發達，通訊軟件的便利，下班後公務纏身更成為常態，尤以金融業深切體會這種「隱性加班」佔據家庭生活及私人空間。先後在港資、外資、中資等銀行工作逾20年的梁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全球化下，時區（time zone）的邊界漸趨模糊，港股美股交替開市收市，從業員陷入永不落幕的待命狀態，卻身不由己，他反問：「遇上美國加息減息，深夜都要關注，難道要和老闆說『我明早返工再看』？若客戶半夜致電，經理為維護與客戶關係只能回覆，這是否算加班？」這種默默付出的韌性，刻畫出香港打工仔敬業樂業的真實寫照。

中環街頭人潮湧動，梁先生還未踏入辦公室，手機震動聲已接連不斷。指尖劃過屏幕，在線辦公的連環訊息，為他忙碌的一天揭開序幕。他形容，上班時間通常被用來梳理下屬及同事的需求、解決突發問題、回應上級指令，真正屬於他職責內的工作，卻排在非辦公時間裏處理。

加班如家常便飯 入侵私人空間

在銀行業打滾二十多年的梁先生做過不同崗位，每個部門的人手幾乎都是捉襟見肘，若有同事放假，其他人便要「頂上」。疫情期間，遇上同事染病隔離，剩下兩人要扛起原本5人的工作量，加班已成家常便飯，甚至曾連續幾星期由早上九時工作至凌晨三四時。好不容易熬過疫情，加班卻以「無形」的狀態一點一滴入侵他的私人空間。「以往打風落雨不用返工，才真正可以唞吓，但現在只要有桌子、有電源、能上網，就可以工作，加班不一定要在辦公室。」

他在銷售崗位時「隱性加班」頻繁，下班後要與同事應酬、聯絡感情；客戶訊息更是不分晝夜如雪花飛至，為的就是要促成業務，「很多工作都帶回家做，多到難以量化，只能粗略估算一天有3句鐘的私人時間在辦公務。」

最大犧牲：錯過子女重要成長階段

長期陷於待命狀態，身體發出健康警號，梁先生身邊也不乏同事因加班出現胃痛、肝腎功能下降等毛病，最大犧牲是錯過子女重要的成長階段，「小朋友開學第一天想送他去學校拍張照都做不到，深夜回家只能給熟睡的孩子蓋蓋被子，周末約好去迪士尼，一個工作信息就只能取消。」

梁先生認為，工時長和加班已成為行業文化，更糟的是上級評核往往依賴主觀印象，認為「七點放工不正常，九點放工才是勤力」，甚至公開表揚深夜回郵件、放假仍工作的員工，無形間鼓勵員工無償加班。在此氛圍下，中層管理成為夾心，既要承受上級的壓力，亦要面對下屬抗拒加班的反彈，他說：「中層上有老闆壓着，下有同事要照顧，自己又要供樓、養小孩，離職後也很難在就業市場找到同樣水平的工作，根本沒有反抗空間，只能扛起下屬的部分工作。」

「標時」立法銀行業難規管

對於標準工時立法，梁先生認為方向未必不好，但在銀行業推行很難規管。他分析，若立法推動，銀行或需重新簽訂合約，營運成本勢必上升。更困難部分是「工作時間」的界定與監管，不少工作以電郵、手機訊息、遠端登入形式完成，難以量化，「若客戶半夜致電，經理為維護客戶關係只能回覆，這是否算加班？」即使銀行內部設有投訴機制，員工未必敢用，若投訴上級後，即使日後換了主管，也可能被貼上「麻煩」標籤，令處境更艱難。

涉跨國項目隨時候命 金融律師周返百小時

（記者 李千尋）入行十年，金融律師陳小姐一天24小時幾乎都被工作填滿。除了睡眠，剩下七成時間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工作的路上，每周工時70小時至100小時，換來的是經手規模幾億甚至百億元的項目。然而，漂亮的數字背後，是極致壓縮的時間成本與被犧牲的私人空間。若項目涉及海外團隊或跨國企業，香港律師團隊需配合國際時區，她的生活就陷入隨時待命狀態——深夜十一點的美國連線，或是清晨五點的跨國會議，時鐘的指針早已不再屬於自己。

隨着資歷增加，陳小姐更多時候需要直接對接跨國企業負責人，對方的工作節奏往往是無休止，他們的邏輯也很直接：「你的薪水高，需要你的時候你就要給出意見。」若無法即時回應，客戶便可能轉向其他能隨時支援的團隊。疫情過後線上會議軟件普及，令會議更易安排，過去需要面對面的討論，現在往往可即時召開。

在超高工作強度下，壓力亦隨之累積。陳小姐說，長期缺乏完整假期，工作與生活難以平衡，曾試過因連續趕工三天沒回家。無論是顛簸的巴士、疾馳的高鐵，還是萬呎高空上的客機，只要有網絡，就是她的流動辦公室。「有時更要為工作犧牲假日的親子時間，亦見過有人因長期忽視家庭而導致婚姻破裂。」

坦言商戰殘酷 「標時」淪空中樓閣

「標準工時」對於陳小姐是遙不可及，她坦言在殘酷的商戰中，標準工時淪為空中樓閣，難以落地。「客戶會直接找你，你不可能不回覆。」但她同時仍期待社會探討標準工時等制度安排，「如果我還在做junior（初級）的時候看到這樣的報道，也會很開心。」

議員倡參考內地判例加班作相應補償

（記者 李千尋）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建設「就業友好型社會」不應只着眼於增加職位，亦須同步提升勞工保障與就業質素。他強調，標準工時並非「禁加班」，而是要給超時工作合理補償，如按照1.2倍或1.5倍工資計算。針對近年愈趨普遍的「隱性加班」，他認為可參考內地判例，考慮相關工作是否「明確付出實質性勞動」及「明顯佔用時間」作出相應補償，並可先由政府及公營機構試行，累積經驗後再逐步推展。

「標時」與競爭力不牴觸 有助增加職位

黃國指出，香港僱員平均每周工時約44小時，高於全球水平，飲食、保安等更是長工時的「重災區」，算上通勤及「落場」，一天的工作狀態持續十四、十五小時。在過長工時下，中風、心臟病等風險會上升，同時亦壓縮打工仔的家庭生活。

工聯會亦接觸不少基層家庭，因父母長工時難以兼顧子女而衍生不少社會問題；亦有家庭因照顧孩子需要，由夫妻其中一方退出職場，家庭收入驟減。

香港就標準工時立法一直面臨眾多阻力，黃國分析，僱主普遍憂慮會推高營運成本、削弱香港競爭力，政府亦可能以勞資未有共識、影響面廣為由，令政策推進更為審慎。不過他認為，法定標準工時，與競爭力不相牴觸，反而「就業友好型社會」不僅有助增加職位，也能提升就業質素，香港目前面臨企業招工難，打工仔工時愈拉愈長。他舉例，部分日式或西式餐廳因採取8小時標準工時、無須「落場」，較易吸引年輕人入行，而傳統酒樓餐廳因工時長，招聘更加困難。

他強調超時工作並非一概禁止，而是應有清晰及合理補償，例如按工資的1.2倍或1.5倍計算，以免企業濫用加班。他亦建議為消防、醫護等應對突發情況的工種預留彈性空間。

建議公營機構先推「隱性加班」規管

針對透過手機、電腦處理公務的模式愈發普遍，黃國引述工聯會調查指，逾六成受訪者下班後仍需回覆短訊或處理工作，逾四成的超時工作沒有任何補償。他指出，部分地區已立法保障「離線權」，內地亦有案件將「明確付出實質性勞動」及「明顯佔用時間」作為「隱性加班」的認定標準，認為可為香港提供借鑑。「如果周末需要付出時間完成工作，是否可計入加班時數？現在線上工作多有紀錄，計算起來並不困難。」他認為可先由政府及公營機構推行「隱性加班」規管，累積數據與操作經驗後再檢視能否推展至全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