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片）我在以色列用鏡頭記錄戰爭，並企盼和平

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而伊朗的反擊隨時可能到來。

上特拉維夫最高點，去拍攝導彈攻防!

此時，抵達現場、記錄歷史性時刻的本能再一次被喚醒。

對攝影記者而言，抵達現場是使命，摁下快門是本能。這種使命和本能已在我體內激蕩了三年：這三年，我在巴以地區完整經歷並記錄下歷次衝突。

相機，成了我某一個「身體器官」。拍攝，成了呼吸睡覺一般的生存必需。

8點28分，以色列全境響起長時間防空警報，是在提醒人們：以方率先對伊朗發動襲擊——戰爭再次爆發了！

領空關閉，蜂窩預警向所有手機廣播：伊朗的導彈反擊將至，所有人必須靠近防空設施周圍，並能夠在幾分鐘內抵達，否則生命將受到威脅。

時間就是生命！對於民眾，時間意味着及時奔向防空洞。對於記者，時間意味着你要比導彈跑得更快，提前抵達可能被襲擊的第一現場。

對於攝影記者，記錄歷史瞬間是新聞最大的「生命」——轉瞬即逝的新聞瞬間一去不復返，沒有記錄下意味着失職。

經驗告訴我，反擊總是在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晚上最密集，我們必須抓緊時間！

我們的報道團隊獲得指令後，立刻趕到特拉維夫一處20多層的酒店——這裏是我在手機地圖軟件中標註的眾多拍攝空中交火的機位之一。

酒店平台正對東北方，那是導彈來襲的方向。這裏離導彈和防空陣地足夠近。相應地，也容易被各種爆炸波及。

長年來，報道戰爭的記者被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則規訓——「如果你拍得不夠好，因為你離得不夠近」以及「沒有任何一張照片值得用生命去換取」。

然而在巴以地區，可控的風險一定是職業的一部分。國內的朋友常問我多久去一次前線，其實我生活的周遭就是前線：西瓜攤、咖啡館、公交站、宗教地……我所在的耶路撒冷分社駐地周圍，每隔一千米不到就有一處襲擊事件紀念碑。

此時，陽光明媚，整個城市卻寂靜、清冷。站在樓頂，一陣陣恐懼的寒流讓我直冒冷汗。

我們匆忙架好機器。隨即，伊朗反擊的導彈一輪又一輪向特拉維夫襲來。在這座現代化城市間，防空導彈不斷騰空而起，沖向蒼穹去撞擊劃破天際的導彈。

夜幕降臨，伊朗的反擊依然在持續，天空被火光撕裂，攔截彈發出的爆炸聲在摩天大樓間不斷響起。一輪又一輪——先是警報，然後是爆炸，最後是長時間的死寂。我的相機快門在一輪輪導彈攻防後似乎也有些發燙。

突然，一枚導彈加速落地，我通過取景器一直用鏡頭的焦點鎖定着這枚導彈。但防空系統卻沒有鎖定成功。導彈突防，在不遠處墜地，我用鏡頭記錄下火光衝天、地動山搖的恐怖畫面。

三年來，我無數次記錄迫擊炮、火箭彈的各類襲擊，但面對如此巨大的爆炸還是首次。我們迅速前往導彈落地現場，導彈擊中一片街區，建築被撕碎，馬路被切開，四處滿是瓦礫。

得知大量人員在防空洞中過夜，我們來到一處停車場的地下四層。這裏被設計成加固的人防設施，人們不用在一輪輪導彈襲擊中沖向防空洞，便可以在這裏獲得難得的平靜。

我用鏡頭記錄下人們的「地下生活」。一名躲避於此的男子告訴我，這些防空洞的年齡比我還大。他說，防空洞是大多數以色列人「生活的歷史」，他的父輩、他這一代、他的孩子的人生都被這些防空洞深深刻畫。他質問，難道他的孫輩和重孫輩也要延續這樣的地下生活嗎？

從防空洞出來，一塊碩大的公益廣告牌衝擊我的眼眸：5個碩大的單詞——「和平」。

藝術家用畫筆繪就從阿拉伯語「和平」到希伯來語「和平」的過渡變化，以此提醒人們共存的渴望以及彼此文化的相似。

但正當我凝視這幅作品的時刻，導彈的預警再次響起。爆炸、警報、避難……再一次在這塊祈望和平的廣告牌周圍發生。

回到酒店，我和同事們感嘆，「等戰爭結束了就去滑雪、就去徒步、就去露營、就去……」

三年多來，這種短暫的平靜只有在幾乎未曾中斷的衝突間隙，才能偶爾得享。

我總是希望，作為常駐戰亂地區的攝影記者，在餘下的任期，都能處於某種不再那麼忙碌的「正常狀態」。

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記者，任期結束後，我將立刻遠離戰亂，但我周圍的這些普通人呢？我的鄰居、我的房東、我在以色列工作時認識的朋友和熟人呢？他們能夠遠離戰亂嗎？這些年，當地的防空洞越造越多，許多人家中除了衞生間和廚房，還專門建起了一個個mamad（防空避難室）——防空設施已成了當地人「家的一部分」。

戰亂也已成為幾代人擺脫不掉的夢魘。以色列高層所謂的「以實力求和平」，反而讓這片土地陷入更大規模的混亂與暴力的循環中。

作為攝影記者，我認為阻止戰爭的方式，就是去記錄它。記錄它的殘酷和恐怖本身，就是在對抗和反對它。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