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最近陸續發表的調查數據來看,日本的「觀光立國」政策無疑是成功的。疫情之後訪日外國旅客人數連年屢創新高,日圓貶值也讓消費動能持續擴大。對日本政府而言,這是一個清楚而明確的成果。然而,在實際生活的現場,所聽到的聲音卻顯得更加複雜。
近年來,所謂的「入境旅遊公害」這個名詞,開始頻繁出現在日本民間輿論的討論中。觀光地與大城市裡,交通壅塞、噪音、垃圾問題、公共運輸吃緊,都逐漸成為日常議論話題。對長期居住於觀光旅遊勝地的居民而言,這不再只是短暫的不便,而是一種「生活被觀光擠壓」的感受。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這次的眾議院改選中,「外國人政策」意外地成為焦點議題。值得注意的是,這股不滿並非單純針對特定國籍或族群。更多時候,它指向的是一種制度性的困惑——「為什麼地方承擔了成本,卻無法決定方向?」然而在選舉語境中,這樣的複雜情緒,往往被簡化為對「外國人過多」或「管理不足」的質疑。
在這樣的討論中,中國籍旅客與投資者經常被推到聚光燈下。作為長期在日本採訪的記者,我接觸到不少來自國內的聲音,他們普遍感到困惑。日本多年來對外傳達的是「歡迎觀光、歡迎投資」的訊息,而如今,外國人卻成為政治討論中的問題象徵,這樣的轉變,讓人難以適從。
特別是在不動產議題上,入境旅遊與投資被混為一談。部分觀光地區,短期住宿型物件增加,房價上升,居民逐漸感受到居住空間被壓縮。從結構上看,房價上漲的原因相當複雜,並不能單純歸因於外國投資者。然而,「誰在買、買了多少、用來做什麼」這些資訊的不透明,確實放大了社會的不安。
這樣的現象,與其說是日本社會全面走向排外,不如說是國家在推動觀光成長的同時,未能同步建立調整機制所留下的空白。入境旅遊公害只是最容易被看見的結果之一。當生活上的不滿找不到制度性的出口時,就容易在政治上轉化為對外國人政策的質疑。
從在日觀察的角度來看,目前的日本,並非簡單地在「開放」與「排斥」之間選邊站。觀光客與外國投資在經濟上仍被視為必要存在,但在生活層面,摩擦也真實存在。這種矛盾狀態,使得社會輿論顯得搖擺而不安。
真正的問題或許不在於是否日本應該接納外國人,而在於日本在倡議觀光立國之際,要如何先劃清觀光與生活的界線,如何讓政策的成本與收益更為對等。入境旅遊公害,以及選舉中被反覆提起的外國人政策,也提醒日本社會:如果不認真面對問題核心,只會逃避畏懼調整政策,只會讓外國人問題討論走向更情緒化和排外心態的方向。
對外來者而言,理解這樣的脈絡,同樣重要。這不僅是關於誰來、誰買,而是關於一個成熟社會,是否有能力在開放之中,妥善處理摩擦與共存的課題。
選舉終究會結束,口號也會退場,但觀光與外國人共存的現實,並不會隨著投票結果而消失。作為長期在日本生活、觀察政治與社會變化的在日記者,我更期待的是,選後的議會與內閣,能夠放下選戰語言,回到制度與治理的層次。
與其繼續在「歡迎」與「排斥」之間擺盪,不如誠實面對:日本已經進入一個必須同時管理流動人口、資本與生活空間的階段。需要的不是情緒性的強硬姿態,而是清楚的規則、透明的資訊,以及對地方社會的耐心說明。
真正成熟的國家,並非沒有摩擦,而是在摩擦出現時,願意負責任地調整方向。選後的日本政治,若能展現這樣的冷靜與誠意,無論對國內居民,還是對外來者而言,都是一種值得期待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黃匯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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