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專家：解決生育問題並非「開水龍頭」　必將是久久為功之路

（香港文匯網記者 孔雯瓊）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出生人口數量降至歷史新低。圍繞這一變化，是階段性波動，還是已進入長期結構性下行？生育下降又將如何影響家庭、社會與政策的變化？就此，記者採訪人口學專家進行解讀。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人口學研究所暨亞洲人口研究中心教授、副所長陳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出生人口數量的新低，而不是單一意義上的生育意願變化。」專訪一開始，陳蓉便強調，需要把問題拆開來看。新生兒數量下降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一場由人口結構、婚育行為與社會觀念共同疊加的長期變化過程，其影響正在向家庭形態、消費結構乃至政策體系持續擴散。

「新低」不只因婚育意願 還源於適婚適育女性數量減少

陳蓉告訴記者，理解當前新生兒數量下降，需要區分「出生人口數」和「生育率」兩個概念。「這一次統計年報反映的是出生人口總量的下探，而決定出生人口數量的，並不只有生育率，還包括育齡婦女數量。」

從人口學角度看，15至49歲女性被視為育齡婦女，但這一統計口徑與現實生育行為之間正在拉開距離。隨着受教育年限延長，初婚、初育年齡整體後移，大城市尤為明顯。「現在像上海，初婚、初育年齡已經普遍推遲到30歲左右，甚至更晚。」她指出，過去被視為「生育旺盛期」的年齡段，在現實中已被大幅壓縮。

更關鍵的是，育齡婦女總量本身已進入下降區間。在此基礎上，晚結婚、不結婚、晚生育、不多育乃至不生育等行為選擇進一步疊加，使年新生兒數量持續維持在低位。

在陳蓉看來，當前新生兒數量的新低，是人口結構變化與婚育行為轉變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單純「生不生」的意願問題。

低生育率的「蝴蝶效應」正在展開

當新生兒數量長期處於低位，其影響並不會止步於人口統計層面。陳蓉觀察到，一系列連鎖反應已在社會生活中逐漸顯現。

最直觀的變化，體現在家庭形態與消費結構的轉變上。單身人口規模擴大，「一人經濟」快速增長，商家開始系統性地為單人消費設計產品和服務；寵物被視為「家庭成員」的現象愈發普遍，寵物經濟迅速擴張。「從外賣的一人食，到寵物、旅行、情感陪伴類消費，很多變化都和家庭結構收縮密切相關。」

她同時指出，與養育孩子相比，這些替代性消費在拉動整體消費方面仍存在差異。「養育孩子相關支出具有明顯的剛性和長期性，不生育或少生育，對消費結構和總量都會產生深遠影響。」

深層的變化，亦包括指向人們對「家庭」本身的理解。陳蓉認為，傳統意義上「上有老、下有小、三代同堂」的家庭想像，正在被新的家庭圖景所替代。寵物、未來可能進入家庭的具身機器人，或許會改寫人們對於「家人」的理解。

「這不僅是消費問題，也涉及倫理、法律和社會規範。」她提醒，隨着單身人口增加，圍繞個人照護、身後事務等問題，社會制度需要提前思考與回應，而不能等問題集中出現後再被動應對。

新生兒減少 政策將長期適應與持續投入

面對生育下降及其連鎖影響，政策應如何回應？陳蓉更傾向於使用「適應」而非「倒逼」這一表述。

「適應意味着我們意識到並承認這種變化具有客觀性、多樣性、複雜些。」她指出，生育支持政策亦或者國際上經常提及的「家庭友好型政策」體系，其共同特徵是見效緩慢、需要長時間建設與投入。

從國際經驗看，即便持續推行數十年的生育支持政策，目前也基本上尚無國家或地區能夠將生育水平恢復至更替水平（國際上認為，世代更替水平即總和生育率約為2.1，也即每對夫妻平均生2.1個孩子，能夠基本保證下一代人口不減少）。

陳蓉反覆強調，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構建與完善必須是一個「久久為功」的過程，至少包含三重邏輯：一是短期內通過提高知曉度和便利性，釋放對政策敏感人群的生育潛力；二是中期實現政策之間的銜接，如產假政策和託育服務之間的合理銜接；三是長期通過觀念引導和制度完善，形成穩定預期。

「政策之間要形成一攬子設計。」她指出，假期安排、託育供給、稅收支持、服務質量與公眾信任，都會影響政策的實際效果。尤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尤為關鍵。在陳蓉看來，生育問題並非「擰開水龍頭就能解決」的議題，生育支持政策必須是「長期、銜接、精準」的持續灌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