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煒
上周，又一家互聯網平台企業被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就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進行立案調查，沒錯，就是不少旅行者熟悉的在線商旅平台運營商：攜程。被指控的涉嫌壟斷行為，針對C端消費者的主要是「大數據殺熟」，更多的是針對B端經營者的行為，包括「二選一」強制排他交易、干預定價、隨意漲傭和對不配合商家進行屏蔽流量等。調查消息傳出後，攜程股價暴跌超過20%，而坊間媒體多是一片叫好聲。在內地，這種叫好聲更多來自於「苦攜程久矣」的消費者和經營者；而在海外，卻也不乏處心積慮唱空做空中國資產的別有用心之徒，其文所引用的數據往往經不起專業人士推敲，卻足以混淆大眾視聽。
譬如，BBC的一篇文章，將攜程的高毛利率與酒店、旅行社的毛利率進行對比，以此說明該公司賺得太狠。但是熟悉各行業商業模式特點的人士都清楚，具備槓桿效應（舉例說明：流量1億是那幾個程序員，流量10億可能也是那幾個程序員，收入不斷增加但成本可控，使利潤不斷增長）和輕資產特點的軟件平台企業的毛利率，注定是要大幅高於重資產的酒店行業，以及缺乏槓桿效應可能把人工成本納入毛利率計算成本項的旅行社。又比如，該文及一些網絡自媒體以其70%的GMV（交易額）市場佔有率，煽動說攜程把旅遊行業的絕大多數錢都賺走了，各地政府促進旅遊經濟的努力都進了攜程的腰包。這是典型的偷換概念，所謂GMV不是攜程的收入，而是其促進供需雙方成交的交易額，其收入只是交易額的扣點部分。實際的數據是，2024年全國旅遊收入共5.75萬億元人民幣，攜程收入533億元，佔比0.93%。
這些海外媒體的貌似客觀公正專業，實則包藏扭曲數據和概念的報道，無非是想推波助瀾，施壓監管部門對攜程施以重罰，以驗證其不斷渲染的中國資產高風險的呼籲，阻礙國際資金回流中國資本市場。但是，撇開這些別有用心，攜程是否應該被調查呢？必須的，筆者釐清上述數據，並不是為攜程開脫，而是認為調查進程不應被虛假數據誤導，以達致最好的調查結果。作為多年用戶，其他消費者提到的歪招筆者都經歷過，譬如「大數據殺熟」，查詢房價，多年商務和休閒旅行積累的鑽石貴賓的價格居然明顯高於家人新手的查詢價格，令人曬氣。去異國旅遊，因人生地不熟通過平台預約的接機車價，後來發現是當地同路程的士價的6倍。更有鐵路購票平台12306上線前，每到春節期間通過攜程平台基本沒有平價票，需要附加購票費才可。
有觀點認為，互聯網平台企業在創業初期燒錢補貼巨額虧損，經過激烈競爭，憑藉實打實的產品和服務脫穎而出，形成客戶粘性，應該取得合理的投資回報。筆者認同投資需有回報，而攜程自1999年成立以來，除了初期5年的虧損外，在疫情期間亦累計巨額虧損55億元，所以也確實不容易，但整體而言，該公司25年來的累計凈利潤還是正數的。筆者不認同的是，在取得優勢市場地位後，存了屠龍少年成為惡龍的心。不管個人還是企業，如果唯利是圖，便是沒有進化完全停留在原始的動物自私性。而人之所以為人，便在於與動物區別的社會性，因此企業的運營除考慮收入盈利外，必須兼顧社會責任。
國家何嘗沒有認識到互聯網平台企業的虹吸效應和財富集聚效應（幾大互聯網平台總部所在地如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的GDP名列內地城市排名前四），按道理這樣的財富分配結構和區域分化不符合整體發展方向，但仍然鼓勵其發展，便是希望這些平台企業能夠發揮促進提高整體社會經濟運行效率的作用，帶動平台上全國各地經營企業的共同發展。如果憑藉優勢地位想實現交易雙方兩邊通吃，沒有處理好短期收入利潤和長期可持續的關係，規模效應和公平的關係，數據價值和隱私保護的關係，以及靈活就業和勞動保障的關係，必然會招致維護社會公平和諧第一責任主體國家的干預。
而每一個旅遊生態主體在面對攜程的作用時，都冷靜下來想一想：全國的旅遊經濟因為攜程是促進了還是萎縮了？各地政府收入因為攜程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旅遊從業人員收入因為攜程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酒店生意因為攜程是多了還是少了？消費者因為攜程是提高了出行效率和慾望還是反向效果？這些問題心中有了明確的答案後，後續的處理自是會更加理性。
攜程及其所屬的互聯網平台行業，則應切實平衡收入和社會責任的關係，樹立長期發展的社會責任感，將之納入核心戰略而不是敷衍了事的形象工程。實現商業模式創新，積極通過技術創新從「流量變現」向「價值共創」轉型，實現與平台經營企業和消費者的共同發展和「多重價值」。在某些方面，攜程相比同業確實做得還很不夠，包括對小股東權益照顧的不足，沒有回購沒有派息等。如果此次審查能夠警醒管理層，終止業務操控行為，將財政資源更多投放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和海外拓展，不僅能夠正面促進本國人工智能軟硬件研發的進步，還可吸引更多外國人來華旅遊，這才是效應的最優化。而某些商家，亦不應視算法為洪水猛獸，或試圖通過行業協會壟斷高價，須知匹配才有交易才有收入，GMV的增長不是攜程的原罪，而是各方包括商家和消費者共同受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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