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培勳 瞻行資本創始人
近年，不少港商在內地投資餐飲、零售、製造及新消費產業，對內地營商環境的變化感受尤深。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新變數，正是輿論場結構的深刻轉變。近期內地發生的一宗輿論風波，正好為所有在內地經營的商人，提供了一次值得警惕、也值得反思的案例。
事件起因並不複雜。擁有數千萬粉絲的知名網絡意見領袖、企業家羅永浩，在社交平台公開質疑內地大型連鎖餐飲品牌西貝莜面村的產品與經營模式，相關言論迅速引爆網絡討論。
西貝是一家創立逾38年、在全國擁有數百家門店的餐飲企業，其創始人賈國龍隨後作出強硬回應，雙方隔空交鋒，事件持續升溫。在平台演算法與情緒動員的放大下，一場本應圍繞食品工業與餐飲模式的討論，迅速演變為道德對立式的輿論圍剿。最終，西貝宣布關停百餘家門店，涉及數百名員工轉崗或失業，累計經營損失高達數億元人民幣；而事件各方賬號亦被平台禁言，風波才暫告一段落。
隨後，《人民日報》發表長評，對事件進行定調：既肯定輿論監督的正當性，也明確指出情緒化圍攻、平台推波助瀾，對企業、就業與營商環境造成了實質性傷害。評論對企業、意見領袖及平台「各打五十大板」，被視為一次及時而必要的公共提醒。
輿論天秤失衡 更要穩住底盤
若從表面看，這似乎是一場「監督者勝出、企業受挫」的輿論戰。但若站在更宏觀的角度，這顯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滿盤皆輸。企業遭受重創，員工失業，供應鏈與區域商業生態受到衝擊；輿論監督的公信力也因情緒化擴散而被稀釋。
對國家而言，實體經濟的韌性與就業穩定，才是真正的底線。正因如此，《人民日報》的介入並非「拉偏架」，而是一次對輿論邊界的系統性糾偏。
這宗事件之所以具有普遍意義，在於它揭示了當下的輿論生態的巨大轉變。過去，針對企業的集中監督，多通過傳統媒體完成，具備較高的介入門檻、較為嚴謹且遵守職業道德的調查過程以及程序約束；而今天，在社交平台與網紅經濟主導下，情緒本身就可能成為「證據」。幾段剪輯、幾句定性，便足以對一家企業形成「社會性定罪」。造謠與誤導的成本極低，擴散速度極快，而企業澄清與自證的代價卻異常高昂。
對在內地經營的港商而言，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無論是餐飲、零售，還是服務業，一旦被捲入輿論漩渦，影響往往並不限於品牌層面，而是迅速傳導至融資、招商、員工穩定與消費者信心。
有傳播學者指出，在輿論場中，最容易被圍觀和懲罰的，往往是情緒失控的一方。西貝創始人在應對過程中的確存在明顯失策，但這並不等同於企業本身存在嚴重食品安全問題。
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敘事
事實上，西貝第一時間公開後廚、接受媒體監督，在內地餐飲業並不多見。預製或半預製食品本身亦非原罪，速凍蔬菜在營養與安全層面並不天然劣於「現炒」。真正的問題在於：複雜的產業現實，被輿論簡化為非黑即白的道德敘事。這場輿論風波，對商家的啟示不應止於如何「避險」，而是如何適應、運用現代傳播模式和手段。
第一，必須承認網絡意見領袖已具備準公共權力，其影響不再只是個人表達。
第二，企業不能再用舊時代的公關思維面對新輿論環境，理解傳播邏輯、建立輿論應對能力，已成為經營能力的一部分。
第三，更重要的是，商家也應學會主動、理性地運用輿論工具——用透明、專業和持續溝通，爭取公眾理解，而不是被動挨打。
正如《人民日報》所強調的，「清朗輿論環境」已成為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僅是監管部門與平台的責任，也是所有市場參與者必須共同適應的新現實。輿論可以監督企業，也可能傷害實體經濟。在一個「流量即權力」的時代，如何用好輿論，而非被輿論吞噬，已成為所有商家必須回答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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