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區瞻勢】善用香港獨特制度 匯聚創科資本

詹培勳 瞻行資本創始人

新年伊始，香港資本市場就已率先進入新一輪敘事。近日，壁仞科技成功上市，被市場視為「港股GPU第一股」。幾乎在同一時間，創科圈另一則消息亦引發關注，AI初創公司Manus被Meta收購。

一個選擇在香港上市，一個選擇走向硅谷。兩條路徑的背後，不僅是企業的商業判斷，更折射出國產替代在不同技術形態下的現實分化，而香港正站在這一分岔口的關鍵位置。

分路徑探索制度創新

從產業邏輯看，壁仞所代表的GPU賽道，是典型的硬科技國產替代。算力需求具有長期性與剛性，不論全球經濟周期如何變化，人工智能、高性能計算與數據中心建設的需求難以逆轉。同時，芯片產品高度工程化，性能指標、系統兼容性和能效比均可量化評估，市場對「能否替代」有清晰判斷標準。

這類企業往往需要長期資本陪伴，而非短期博弈。硬科技的發展節奏，本就與快進快出的財務投資邏輯存在張力。長期以來，香港資本市場在其中扮演着連接內地工程能力與國際資本的制度性平台角色：既理解內地製造體系，又符合國際投資者對公司治理與透明度的要求。

相比之下，AI軟件尤其是AI Agent的國產替代路徑則複雜得多。軟件替代並不只取決於技術先進性，更高度依賴成熟的商業環境，包括企業付費習慣、訂閱模式、生態體系及併購退出機制。現實情況是，內地SaaS市場長期培育不足，商業化節奏普遍偏慢。

理解Manus的路徑，必須放在這一制度背景下。據業內了解，Manus於去年整體遷移至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為了更好地滿足美國投資人與潛在併購方在合規性及國家安全審查層面的現實要求。這一選擇，並非情緒化「外流」，而是高度商業理性的制度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創科人士正在感受到一個變化：

以往，香港曾是內地科技企業「曲線走向國際」的重要通道，但在當前國際環境下，這條路徑正面臨明顯的制度性約束。在部分敏感技術領域，內地背景的公司即便遷移至香港設立主體，也未必能夠完全滿足美國資本在國家安全審查方面的合規預期。這使新加坡等第三地，在特定情境下反而成為更「中性」的制度選項。

這一現實，並非否定香港的價值，而是提示香港所處的外部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Manus的成功，既證明內地AI軟件團隊完全具備服務全球市場的能力；但這同時亦是警鐘。制度環境的變化，正在重塑創科企業的路徑選擇。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站位尤為值得重新思考。香港的獨特制度、資本與國際網絡，既不同於內地市場，也不同於硅谷，未來需要思考如何在耐心資本、國際規則銜接、多幣種資本工具及區域協同創新方面，重塑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AI創業者之間的能力差距，遠不如兩地創投市場結構差距顯著。在內地被視為高規格的A輪融資規模，在硅谷往往只是普通天使輪。這一差距，源於美元資本的全球聚集效應，以及更成熟的孵化、併購與退出機制。

正因如此，我國近期推動創投引導基金，提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做耐心資本」，在當前階段尤顯關鍵。人工智能、新材料、量子計算、合成生物等前沿領域，普遍具有周期長、失敗率高但戰略價值突出的特徵。若能通過制度設計，引導更多社會資本參與，香港亦可在其中承擔重要的資本放大與國際對接功能。

從壁仞到Manus，我們看到的並非簡單的成敗對照，而是兩條正在分化的國產替代路徑：一條在本土資本市場逐步兌現，一條在全球市場重新定價。香港需要審慎思考並不斷創新的，不是單純的市場競爭問題，而是如何在變化之中，重新定義自身在國家創科與全球資本體系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