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軍捷
馬杜羅事件折射出霸權遏制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國家海外利益安全受威脅的極大風險。香港可依託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與國際化專業稟賦，可以構建「風險前置、機制先行、協同發力」 系統性預防體系，為國家應對跨境霸權行徑、保障海外利益提供支援，具體建議如下：
香港落實相關預防措施，有着三大核心優勢：其一，「一國兩制」 賦予香港雙法系兼容、金融自由開放的特殊定位，既背靠內地龐大市場與政策支持，又具備獨立司法體系與國際接軌的規則環境，為跨境風險預防提供靈活制度彈性；其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法律服務樞紐，擁有成熟的跨境結算、仲裁調解、風險評估體系，聚集了大量國際法、金融、地緣政治領域高端專業人才，可直接轉化為預防措施落地的硬核專業執行能力；其三，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框架、香港與內地監管部門的信息共享機制已日趨成熟，為跨區域風險防控聯動搭建了高效通道，顯著降低了措施落地的協調成本。
一，在法律領域，構建前置性法律風險防禦體系。依託國際調解院、國際仲裁中心等高端平台，組建專項研究小組，常態化梳理 「域外管轄」「國家元首豁免」 等國際法核心準則，構建標準化法理論證體系，為國家預判霸權法律干預風險提供堅實理論支撐。同時，聯合律政司與內地相關部門制定《跨境企業反 「長臂管轄」 合規指引》，明確合同條款審查、爭議解決管轄地約定等關鍵環節的預防要點，建立常態化合規培訓機制，提升能源、基建等高危領域企業的風險規避能力。此外，優化 「調解 + 仲裁 + 執行」 一站式服務鏈條，鼓勵中資企業在海外合作合同中優先約定香港作為爭議解決地，以替代性機制對沖霸權司法擴張風險。
二，金融領域，核心在於強化資產安全預置與風險對沖。香港可充分發揮信託及多層級企業架構的資產保護功能，指導中資企業通過香港平台持有海外資產，實現核心資產與經營風險的法律層面隔離；同時推動高危地區貿易結算向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傾斜，降低美元體系下的結算依賴風險。聯合內地金融機構開發地緣政治風險保險、匯率對沖合約等衍生品，為中資企業海外投資提供多元風險保障，並建立跨境資金流動動態監測機制，重點跟蹤敏感交易，提前預警資產凍結風險。這些措施可依託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場體系與 「互換通」 等現有協同機制快速落地，無需搭建全新架構。
三，在輿論與信息領域，建立前瞻式風險預判與話語構建機制。整合香港頂尖智庫與高校學術資源，組建重點區域地緣政治監測團隊，搭建量化風險評估模型，定期發布《全球霸權干預風險報告》，為國家戰略布局提供前置信息支持。藉助香港國際化媒體平台與多語種優勢，提前構建 「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的國際話語體系，預置輿論反擊素材；同時支持愛國社團與各國僑界建立常態化交流機制，培育有利於中外合作的民意基礎，從源頭降低地緣變動帶來的合作不確定性。
四，在經貿與協同領域，聚焦跨境經貿抗風險體系與協同應急能力建設。發揮香港轉口貿易樞紐優勢，協助中資企業構建 「香港中轉 + 多通道備份」 的全球化供應鏈體系，提前布局備選物流路線與倉儲節點，降低單一通道中斷風險。引導中資企業通過香港平台拓展與拉美國家多黨派、本土企業的合作，構建不依賴單一政權的多元化合作網絡；並依託大灣區協同機制，建立產能備份與技術支持體系，確保海外項目在局勢動盪時維持核心運營。同時，健全香港與內地的應急處置聯動機制，提前制定人員撤離、資產轉移等應急預案，提升極端場景下的快速響應與處置能力。
香港上述系列預防舉措，並非依賴全新體系重構，而是基於現有核心優勢的系統性整合與前置性戰略布局。通過法律、金融、信息、經貿等多領域的協同發力，既可為國家海外利益吹哨報警，築牢 「防火牆」，又能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樞紐地位，實現 「為國分憂、為港賦能」 的雙重戰略價值。其可行性可以獲得制度、專業、協同三大基礎的堅實支撐，具備快速落地與持續優化的有利條件，值得特區政府深入研究，並組織相關專業團隊務實推進，為國家多作實質貢獻。
（作者為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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