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梁鴻：鑿壁引微光 一起學習愛

「以前稀裏糊塗過來的，現在稀裏糊塗過不去了。」人文學者梁鴻的筆鋒，總能精準剖開時代的褶皺。繼「梁莊」三部曲以鄉土之鏡照見中國社會發展的肌理後，她的非虛構新作《要有光》，將目光投向了困在心理泥沼裏的青少年——失學的、休學的、在退學邊緣徘徊的孩子，以及他們身後，同樣「缺愛」的家庭。

耗時三年俯身傾聽，梁鴻不談宏大救贖，只言「鑿壁引光」的樸素心願。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她也直陳野心：希望寫給生活在這片大地的所有人。也希望在不同代際的溝壑之間，大人與孩子都能學習愛，以微光相互照亮，重新審視彼此作為個體存在的意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要有光》毫無疑問正在成為一本暢銷書。對許多書粉來說，這是梁鴻繼「梁莊」三部曲系列的鄉土敘事，轉向家庭內部精神困境的又一全新非虛構寫作。而對無數家長讀者來說，這本書更像一面照見自我的鏡子，讓他們在文字中找到了共鳴與慰藉，不少人閱讀時幾度痛哭流涕。這一代人大多成長於「不好好讀書就沒有出路、沒有光亮人生」的價值導向中，如今長大成人、為人父母，又恰逢時代迅猛發展帶來的觀念激盪與價值撕扯，社會上各式成功學敘事更是無孔不入。當我們自詡為「不缺知識、也不缺愛」的父母時，卻往往在孩子出現心理問題後手足無措。或許在問題發生之前，在日常相處之中，我們就該藉着《要有光》的啟發重新叩問：人，何以為人？愛，該如何去愛？

「學會如何去愛，什麼樣的愛是真正的愛，是我們中國人從未真正開始或完成的功課。」梁鴻的文字和話語，總帶着一種犀利的清醒。「之前我們稀裏糊塗過來的，現在稀裏糊塗過不去了。」因此梁鴻在書中也會感念：孩子是替我們在受苦，因為他們是我們社會的神經末梢。

談及青少年問題的社會根源，梁鴻直言，在現有社會教育體系、制度框架等多重藩籬的束縛下，宏觀層面的改變道阻且長。但對每個家庭而言，改變的契機往往藏在意識的覺醒與觀念的轉變之間。作為人文學者，梁鴻有着清晰的自覺與擔當：越是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越需要我們直面新的倫理挑戰。她始終堅信，人文學者不能被流行的概念裹挾，反而要 「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要有光》的寫作中，她格外警惕濫用大詞、熱詞。

拆解概念 去看看背後遮蔽的東西

「概念用得越頻繁越顯蒼白，還會慢慢被固化成僵化的認知標籤。」在梁鴻看來，一個好的作家，就應該把社會中約定俗成的固有認知重新拆解、還原本質。回到青少年心理問題這個核心議題，我們掛在嘴邊的 「愛」，難道不該停下腳步重新審視、深度反思嗎？她始終堅持，要把那些司空見慣的詞語一層層剝開，去探尋其背後真實的內在形態。這正是她作為文學寫作者的積極實踐：拆解一個個固有概念，撥開標籤的遮蔽，琢磨那些被概念掩蓋的真相與本質。

也正因此，在《要有光》的創作中，梁鴻對 「原生家庭」「青春期叛逆」 這類被廣泛使用的詞彙格外警惕。「我幾乎很少用這樣的詞，因為它們一旦被拋出，思考就容易被框定在既定框架裏，很難觸及問題核心。」 梁鴻直言，現代人談及孩子的情緒波動，總習慣用 「叛逆」 二字簡單概括，彷彿這兩個字就能定義，甚至 「解決」 孩子所有的情緒困擾。

曾經有三年時間，梁鴻輾轉全國各地，一次次走進不同的家庭，坐到一個個受困孩子的身邊。她親眼見證了許多家庭裏的情感壓抑，父母的過度期待如無形的枷鎖，隱性的控制與不經意的忽視交織蔓延。並進而愈發堅信，當孩子出現焦慮、抑鬱、厭學、社交障礙，甚至陷入更嚴重的心理危機時，真正的關懷從不是急於用概念定義問題，而是要深入每個具體的生命故事，去理解那些複雜成因背後的無奈與掙扎。

尤其，身處AI激盪的時代，一個樸素的問題被放置到人類面前：什麼是真實？人類終究何以為人？

「不要迷信你所看見的『真實』，有時候你以為的所見所聞，看似真切，實則未必是真相本身。」 作為內地非虛構寫作的先鋒，梁鴻也有着自己的清醒洞察：有些故事即便源於採訪所得、出自自身經歷，呈現出來卻總少了幾分真切。尤其在當下的社交媒體時代，太多事物經過剪輯、過濾與美化，那些被包裝後的 「非虛構」，本身或許就藏着難以察覺的虛假。

目的都是為了寫出一種真實

「無論何種寫作，最終能打動、觸動讀者的，核心都離不開『真實』二字，這才是寫作的生命所在。」 梁鴻坦言，當下之所以格外強調非虛構，本質是因為真實正在被不斷挑戰。談及自己引領的內地 「非虛構」 寫作潮流，她說，當時就強烈感覺到，寫作者必須走出書房，不能再懸浮於雲端、困在虛假的文字叢林裏。我們需要重新腳踏大地，去接觸真實的面孔，去傾聽不同的聲音。

「這些『走出』與『走近』，最初就是對一段時期內虛假寫作的反抗，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寫出那份經得起推敲的真實。」 梁鴻也感慨，這個過程更多是一種「逼近真實」的努力，並不是就一定能完全抵達真實。

但有一個信念她始終篤定：「AI 時代反而更需要人文精神，更需要一個個寫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去體察人類的情感與生活狀態。」梁鴻覺得，這正是作家可以強大存在的時刻。她笑說，作家寫下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哪怕有一天這些鮮活生命變成了資料，也是「我們」用文字為世界留下的印記。某種程度上，AI 的興起反而激發了她的寫作鬥志。

《要有光》的創作之路，並非坦途。手握多年積累的採訪材料，梁鴻的內心始終被巨大的情感波瀾裹挾。她選擇了最 「笨」 也最真誠的寫作方式：反覆聆聽採訪錄音，感受每個人的語氣語調，盡力還原當時的場景與心境。而如何用寫作者的內在邏輯，梳理龐雜的素材、抓取核心的真相，這個過程讓她備受煎熬。「整個寫作期間我生了兩場病，最後被診斷出慢阻肺，兩個肺都有炎症。」 新作完成後，梁鴻回了一趟老家。

「姐姐發現我沒有她想像中那麼疲憊，反而透着一種巨大的放鬆。」 那一刻梁鴻忽然明白，寫作不僅是自我療癒的過程，更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成長。「面對這個世界，我多了一份坦然承接的勇氣。」 這份勇氣，她發覺，正是在與文字、與真實的對話中慢慢積累的，「你不知道哪一刻就抵達了這樣的狀態。所以我始終覺得，寫作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教育，讓我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正向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