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期的拙文提出呂文成在1932年已定居香港，而且演出頻繁，怎會不演奏當時香港人趨之若鶩的「上海流行音樂」呢？我想到的理由是「人腳」不齊全。根據前輩司徒紹的講述，先是呂文成、尹自重、何大傻3人在先施百貨公司的遊藝場演出，程岳威在稍後才加入。尹自重在1930年起擔任覺先聲劇團的頭架；何大傻在1930年代初期回到廣州，除了擔任音樂拍和外，也從事電影配樂和演出。
換句話說，呂、尹、何3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已齊集廣州，但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尤以尹自重身為覺先聲劇團頭架，工作至為繁重。到了1935年，他在香港成立 「尹自重音樂社」，相信有較多的時間參與不同的工作。網上有一條資料說呂文成在1933年參加由香港鐘聲慈善社主辦的廣東三江大水災救災義演後，多次與尹自重、何大傻等到中山、台山、廣州等地演出。雖然該資料沒有說3人的演出是否包括「精神音樂」，但證明他們在三十年代中已在廣東重新組合。
在容世誠教授撰寫的《粵韻留聲——唱片工業與廣東曲藝（1903-1953）》一書有以下的論述：「1930 年新月唱片第六期的唱片分類中，有『新曲類』一項。在這個類別底下，除了上面提過的《野草閒花》插曲《萬里尋兄詞》，也有由陳翦娜、何理梨合唱灌錄的《雪地陽光》《國花香》。兩曲的灌唱者陳翦娜和何理梨是三十年代初廣州女子歌舞團的台柱，主要是在廣州『大新』和『先施』公司的天台遊藝場獻藝。《雪地陽光》《國花香》兩曲，前者調寄『雨打芭蕉』，後者調寄『走馬』，都是按照傳統廣東小曲（『譜子』）譜上新詞。伴奏樂器組合是以西樂的色士風和吐林必為主（樂手是李佳和郭立志），配以何大傻的二胡和楊祖榮的秦琴。這類新月公司標籤為『新曲』或『新體曲』的唱曲，很可能就是當時廣州歌舞團在『大新』和『先施』天台遊藝場的一種中西樂結合的新型表演項目。從『中西樂結合』（其實西樂才是主要伴奏樂器）和『倚譜填詞』兩點看來，三十年代初所謂的『新曲』，已經具備了『粵語流行曲』的部分基本條件。」
上述的論述明確說明三十年代初已經用西洋流行音樂的演奏方式演奏粵樂，並且填上了歌詞演唱，所以在日常的表演中，加插一兩首「精神音樂」也非稀奇的事。 ●文︰葉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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