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相較於歷史悠遠、著作浩如煙海的中國史研究領域，20世紀後半葉才開始的香港史研究，無疑是一塊極其小眾的新領地。
這條此前少有人踏足的學術之路，只有羅香林教授等少數前輩學者，曾留下或深或淺的腳印。二戰結束後開啟的全球化浪潮，固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各區域本地史的研究，但在香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地史長期乏人問津，雖然近20年開始受到關注，但研究深度有別，質量參差不齊，更缺乏能進入公共視野的力作。而由香港大學名譽教授冼玉儀博士撰寫的著作《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則一舉扭轉了此刻板印象，稱得上21世紀以來香港史研究有標誌性意義的扛鼎之作。
這部凝聚了冼玉儀教授畢生心血的力作，第一次以詳盡史實和豐富案例，令人信服地解釋了香港這座1842年才出現的邊陲小島，如何利用1848年美國舊金山發現金礦的這一歷史機遇，吸引中國南方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華人，前仆後繼地遠渡重洋，到加州探尋自己的金山夢。此後數十年的篳路藍縷探尋過程，不僅使太平洋從此超越大西洋成為連接亞洲和外部世界的交通要道，更使香港由此成為牽起浩瀚太平洋東西兩岸的主要門戶城市。
此外，冼玉儀還以她一手發掘的大量史料，清晰勾勒出香港作為華人移民的「中介之城」，如何通過資金、貨物、媒體資訊、個人通信等的不斷自由流動，持續保持香港對華人出海的主導，從而形成中國移民樞紐的歷史地位。特別是她通過對浩繁的美、英、香港歷史文獻的研究梳理，深入分析出數十年來華人經由香港的穿梭往來，對香港社會、經濟、政治長遠發展造成的深遠影響。
本著作的書寫，有一種迥然有別於傳統學者的方式。正統歷史學者的關注視角，往往側重於政治得失、王朝興衰與人事代謝，而冼玉儀教授拋離中國官方史書的書寫模式，從民間社會和商業文化的角度進入香港史。
由此，本書除顯示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深度之外，還深具人文關懷視角和可讀性。閱讀本書的體驗，有如翻看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筆下的《太平天國》以及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等著作。作者們均以流暢優美的文筆，以對大量歷史細節的嚴謹梳理考證，透過講故事的敘事方式，將中國近現代歷史中錯綜複雜的人物和事件，通俗易懂地表述出來，引導讀者進入一個前所未知的複雜中國世界。略為不同的是，史景遷、孔飛力們是書寫古代中國，冼玉儀則寫近代香港。「我是中國人，讀到中國人的經歷和感受時，有一份他們沒有的代入感。」
然而，這部用英文寫就、早於2013年就出版的香港史研究力作，一直沒獲得應有的公眾影響力。直到2021年由韓國出版總會主辦第一屆亞洲圖書獎（The Asia Book Awards 2021），本書的中文版（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榮獲當年度最佳圖書獎（人文及學術類），才引起更廣闊華人學術界的關注。評委會以「不朽」讚譽這本著作，認為作者「從全新角度研究了香港的形成」，「學術價值和可讀性兼具」。
在香港已回歸多年的大背景下，對那些有興趣了解香港今昔，與海洋商業文明互動史、華人移民研究等主題的海內外讀者，這本書是不容錯過的必讀之作。
生於1948年、退休多年的冼教授，仍保持着優雅端正的身體姿態，眼神清亮、聲音清脆，居然仍有似乎不諳世事、遠離煩塵的輕盈和少女感。她仍葆有研究興趣，正撰寫一本以19世紀下半葉香港傳奇人物何崑山為主角的傳記，空暇時則以游泳、玩公仔、打乒乓球、外出旅行自娛。
一個從小就讀拔萃女校受英文教育、有運動才能、喜歡文學、自認「或者我太過浪漫」、至今鍾意聽粵劇京劇、愛看電影，「連黃梅調、崑曲、川劇都喜歡聽」，曾被擔心女兒成為「鬼妹」的父親請潮州名師教授古琴、小學時每個暑假都請老師來家教古文背古典詩詞的女生，是如何走上常年與古卷青燈為伴的學術生活，最後成為對香港史研究作出貢獻的一流學者的？這是時光的秘密，或許也是上天對心思純靜、志業篤定者的無言憐愛。
採訪就在冼教授位於港島南的薄扶林港大宿舍家中進行。冼博士慣以英文閱讀寫作，家中卻散發出中國傳統文人家庭的書卷氣，客廳正中央掛着知名書畫鑒定家、書畫家黃君實的書法《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臥室入口是兩行飄逸對聯：「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幾代家人和親友的照片像框，散放在客廳四座。陽台寬闊，遠看出去，正是一望無際、此刻還風平浪靜的碧藍太平洋。這一兩百年由香港駛出、滿載華人一路漂洋過海的遠洋客輪，所經過的就是這一片海域吧。
一位父輩走出家鄉寶安、兄弟姊妹一輩開枝散葉、下一代更散居世界各地，早已習慣了時光流徙、人群歸去來兮的歷史學者，居然以《穿梭太平洋》為畢生研究主題，書寫出華人往返於太平洋的深沉命運。這是極小概率的偶然事件，還是一系列偶然組成的必然奇跡？浮世流蕩，歲月無聲，當千帆閱盡後，只有冼教授才知道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冼教授，您的香港史研究側重於社會、文化視角，比如您對東華三院的研究獨闢蹊徑，由此展開的深入研究，構成您後來集大成著作的堅實基石。這和過去中國史學的書寫傳統不同，這固然是香港史研究路徑的本地特色，是否也是您的個人選擇？
冼玉儀：是的。我小的時候，像很多香港人一樣，對香港的歷史並不感興趣。一來當時的學校，即使有教授歷史科，但課程都沒有香港的成分。二來坊間也鮮有售賣香港史的書籍，可以說香港史的「供」和「求」都沒有。或有一些香港掌故偶然會在報紙的副版出現，但嚴肅的歷史研究並沒有發展出來。所以一般人並沒有接觸香港歷史的機會，和目下香港史較為普及的情況，相差很遠。
我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以東華醫院為代表的中國商業精英與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但我發現檔案館裏的許多信件實際上反映了醫院的海外聯繫。我開始關於東華醫院歷史的研究，探索醫院和保良局的檔案，令我無比興奮，這些檔案先前幾乎無學者查看過。很難形容這些文獻的豐富性和資訊的廣度，而且每一封信背後的故事也不簡單。例如，有許多海外華人團體寫給醫院的信件，請醫院協助運送在外去世先僑的遺骸，以便運柩回鄉。我了解到，能夠回籍安葬是遊子最渴望的心願，而滿足這落葉歸根的訴求，是一項無比艱巨的任務。在醫院的努力下，用錢用心用力，讓成千上萬的棺材和骨箱從世界各地運送來港，然後再運到故鄉安葬。我相信這在人類歷史上一定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壯舉。閱讀這些信件使我感動不已。東華醫院長期對世界各地同胞的關懷，這偉大的精神，真令人敬佩。
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發現，我決心深入探討東華醫院的海外聯繫，以及香港的對外聯繫。我意識到，要真正理解香港歷史，了解其對外連結也至關重要。這構成了我後來著作的基本前提。
我覺得研究香港可以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不僅僅是政治、經濟，也可以是社會、文化。香港社會有好多個不同面向，我1991年組織過一個《香港文化與社會》的研討會，就請了很多不同行業的工作者來講及他們的工作，有流行音樂、電影、漫畫、文學、廣告、攝影、粵劇等，熱鬧得很。出席的有黃霑、施南生、尊子、陳守仁等，都是行內首屈一指的人物。這是新的嘗試，也是首次舉辦從歷史角度全面探討香港不同文化層面的研討會。會後出版了研討會論文集，很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說過「歷史是文學，也是對人性的探究」，為何您對歷史研究中的人的因素如此關注，在對19世紀華人移民的研究以及人性探究中，您有怎樣的發現？
冼玉儀：我一直很喜歡文學，讀大學時有兩個選擇，一是讀英國文學，一是讀歷史，後來決定讀歷史。我覺得書寫歷史時，也是一種文學。我好鍾意歷史，歷史研究工作可分成幾個步驟，一個是找資料，我也好鍾意找尋資料，每天搜四個鐘頭的資料都好開心，像是看到了活生生的真實歷史。第二步，找到資料後就要寫出來，那又是另外一種樂趣。當然要寫出歷史事實，有好多的所謂hard facts（確鑿事實）不可以編造，但你怎樣去編排、消化這些細節，寫出來也是一種創作。我有一個比喻，是說歷史研究好似煮菜，去街市買好多不同材料回來，最後是炮製，整個製作過程也都是一種創作。如果十個人去買菜，哪怕每人都買一樣的材料，但最後煮出來的味道都會不同，因為煮菜的技術和用的心思是不同的。
研究歷史很緊要的一點，是要關注人性。人有善有惡、有好有壞、有慾望、有私心、有恐懼、有嫉妒，都是人性。人性在不同環境下會有不同的表達形式，很多個人的不同人性在某一個時間互動，就會促成某一些歷史事件發生。我對個人特別感興趣，即使在撰寫像東華醫院或太平洋貿易這些大題目時，我也盡可能關注具體人物，因為個人的行為至關重要。我必須承認，我並不太喜歡統計數據！
在寫那本書期間，我特別關注的人物之一是招雨田。我在許多商業文件中都看到過他的名字，但卻找不到更多關於他個人具體的資訊，沒辦法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感到很沮喪。有一天，我在圖書館的影印室，巧遇同行Patricia，她問我最近怎麼樣。我說我找不到關於招雨田的個人資料，感到很沮喪。你知道她怎樣回答嗎？她說：「他是我的曾祖父。」真是太棒了！她慷慨地讓我看她家藏的一些文件，大大地幫助我構建了招先生的生平事跡。招雨田是《穿梭太平洋》的主角。有了他，故事就立體得多。
此外，我還對其他幾個歷史人物有濃厚興趣。王韜是我研究多年的歷史人物之一。許多人知道他是《循環日報》的創始人，對中國思想史的影響深遠。我要探究他在香港生活二十餘年對他思想發展的影響。他受到香港商業社會氛圍的熏陶，領悟到商業發展對中國追求富強的重要性。過去，許多歷史學家研究過王韜，但鮮有人真正研究過香港社會的作用以及他如何融入其中。
何崑山是我一直感興趣的另一位歷史人物，他幾乎無人知曉。他大約在1846年左右，從南海來到香港，就讀教會學校——英華學校。他學會了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文字也寫得出色，同時也學習了西方的禮儀。在1858年前往澳洲之前，他曾在英國海軍船上擔任傳譯。當時，澳洲的金礦吸引了許多華人。在澳大利亞，他經營一些小生意，並在華人礦工捲入的法庭案件中擔任傳譯。他對華人在澳洲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非常憤怒，從此，他常常涉入反抗不公義的鬥爭中。自1877年起，他進軍香港商界，和富商李陞緊密合作，其中包括管理安泰洋面保險公司。後來，李陞和何崑山又創辦了其他企業：廣州的自來水公司、廣州至香港的電報公司以及位於大嶼山銀礦灣的銀礦。何崑山不僅是一位充滿活力的商人，也是香港一位傑出的社區領袖。他亦忠於國家，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期間，他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報告法國船隻和法國軍官在香港的動向，又代張之洞向德國購買洋槍。他也公開爭取當時中國在香港設立領事館的權利，伸張中國的國家主權。對於英國政府的不公義，他也不留餘地地批評。何崑山的事跡，反映香港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 所以他是了解香港歷史發展的理想人物。對我來說，他的魔力更在於他的性格複雜，充滿矛盾。他充滿魄力、激情、正義感、前瞻，但他也高傲、喜歡炫耀、固執、常常為了堅持一己之見而壞了事，是一個極難相處的人。因此他也是研究人性的理想對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客觀上看，香港真正成為東方之珠、更有影響力的國際城市，是在二戰結束後的20世紀後半葉。比如在亞洲，上海的影響力在1930至1940年代應該在香港之上。最後為何是香港能夠勝出，成為更知名的國際都市？香港崛起的歷史經驗是什麼？
冼玉儀：香港有一個很大優點，就是非常靠近內地，但又不完全和內地一樣，這樣就同其他內地城市產生了區隔。比如香港有自己的貨幣，有普通法體系，這個雙面性是香港非常重要的特徵。在《穿梭太平洋》一書中我也寫到，當時好多人出國或者返回中國，都以香港作為中介地。這個中介地位非常重要，為什麼？說明各種不同網絡都會以香港為中心。1949年後，香港仍然是維繫海外華人華僑和中國內地聯繫的重要橋樑，很多信息流動、資產進出、中華文化傳播，都還是要通過香港才能向外輻射。現在，香港的中介地位已沒那麼獨一無二，但還是很重要。最近幾十年來，很多上海人、溫州人都出國發展，但至少到2000年為止，香港還是聯繫海外華人華僑最重要的中心。至少上海還沒變成這個全球聯繫網絡的中心節點。以前浙江人、江蘇人外出移民得少，主要還是廣東人、福建人出洋，一個村子有人出去後，家裏人往往跟着去，這樣一個一個形成了chain migration（移民鏈條），香港自然就成了全球華人移民網絡的聯絡中心。所以可以認為，香港在各領域的中介地位狀態還將持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的華人移民研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現在香港也面臨着移民問題，大量人口的移出和移入現象，您有什麼看法？另外，您從東華三院早期檔案中，發現了香港與太平洋對岸美國因掘金潮而引發的商貿人文聯繫，香港由此和美國形成了長久的關係互動，香港就這樣成了一個聯繫中美兩大國家的中介之地、中轉橋樑。這一百七八十年下來，作為歷史學者，您今天怎麼看香港與美國的這種歷史聯繫，對未來還有鏡鑒意義嗎？
冼玉儀：關於移民方面，有人講，好多人離開了香港，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假命題，因為香港從來都是移民的來來去去。我自己家有十幾個兄弟姊妹，第三個哥哥還有排行第四第五的，都移民了。那都是社會很平靜的時候，不是因為革命、暴動、解放，也不是出去讀書。他們後來有的返來香港，有的不回來，有的回來又出去了。現在也有可能回香港後又去了內地比如上海，然後又去了美國的。總體情況就是這樣，這幾十年、一百年來都是這樣起起伏伏。
至於美國，我想講的是，從國家層面來講，國家當然有國家的立場，而在民間層面，香港人會照常來來去去，很多父母還是會讓孩子去美國讀書。我好多朋友生活在美國，他們還是經常會來香港，度個假又返回美國。回去也不是什麼難事，保持正常的民間來往就很好了。這也是歷史學的價值所在，不用太着急，放在歷史長河裏面，什麼事情都會過去的。前提是做好你自己，做好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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