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在中國當代建築界，張永和創造了眾多第一：
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出國學建築的學人之一，1990年代回國開設了第一家個人建築師事務所「非常建築」；1996年創建北京大學建築學研究中心，第一個嘗試將新的建築教育方式引入中國，和當時國內主流的巴黎美術學院布扎建築教育體系形成鮮明對照；2000年，第一個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上展出作品，其後又五次參展；第一個在國際著名院校建築系擔任要職，2006年被聘為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2011年第一個出任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委；第一個遊走於服裝、傢具、家居用品設計等多個領域的中國建築師，顯露其在視覺領域廣泛的創新實驗，以及博雅的審美趣味。不誇張地說，在中國當代建築實踐、建築教育甚至藝術領域，張永和已留下屬於自己的深刻印記。
2025年1月，張永和出任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9月5日在港大的學術演講，是他上任院長後的首次公開亮相。當日群賢畢至、冠蓋雲集，張永和分享他的各式設計作品，其中一幅以港大建築系前系主任黎錦超肖像融入電影《英雄本色II》的海報設計，巧妙寓意「明天會更好」。在隨後的提問環節，他也從容以對、氣度嫻雅，流淌出一派從大江大海歸來的雲淡風輕。
不過，對時人所盛譽的「中國當代建築之父」等稱謂，張永和先生內心深處或未必領情。他完全不是教父型人物的做派，教父過於威嚴，殺伐決斷、動見觀瞻，他則是休休有容、溫文爾雅，操著類似話劇《茶館》的京腔京韻，節奏不疾不徐，音調不高不低，有一種細品下才能領會的幽默，以及老北京人閱盡世事的從容。這一方面是他周遊東西世界、往返人間百態後形成的禮教分際，另一方面，則有出身詩書人家和世家子弟的視野和教養使然，也許還隱藏著不與人爭的孤獨個性。張永和打小就隨父親訪過黃永玉等京城文化名流，父親張開濟，是梁思成等之後、所謂中國第二代建築師代表人物，廣為人知的作品有天安門觀禮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釣魚台國賓館、北京天文館等，家學傳承對其影響不可謂不深。
還是回到張永和的作品，是什麼成就了張永和？
這一方面得益於張永和的家學淵源，他從小喜歡畫畫，父親張開濟因材施教，引他入門。不過他也自承沒有天賦，當年肯定考不上中央美院，「（大畫家）張汀曾說我這麼小畫畫就有匠氣。」另一方面也與父親一直督促學英文，能很快留學美國、站在世界最前列開闊視野有關。「留學期間接觸到西方現代藝術，我逐漸認識到建築中對材料、結構、構造、空間的審美，和現代抽像藝術有異曲同工之妙。設計既存在於藝術中，也存在於建築中。此外，在建築與藝術之間，還存在著一系列更接近生活的設計，如傢具、產品、服裝等等。對我來說，藝術、設計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也攸關張永和的執着和堅持。198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碩士畢業後他留美教書，參加過不少建築設計競賽，得過一系列國際獎項，但就是「蓋不成房子」，「1993年至1996年我們在中國美國兩邊跑，忙了3年，什麼事也沒幹成，挫折感特別厲害……」回國後情況並沒很快好轉，「當時我們在北京租的工作室沒有暖氣，我和魯力佳（編者註：張永和妻子，非常建築工作室合夥人）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後來沒錢發不出工資了，魯力佳就問她母親借錢，這樣過了好多年。真正有轉機要到2000年以後了。1998年蓋成了兩個房子，大家開始覺得我們還真蓋房了，而且跟其他人蓋的不太一樣，業務逐漸就多起來了。」
和多數傳統建築師不同，張永和始終保持著廣泛的思考和創作姿態。「我年輕的時候是文藝青年，北京長大，愛看京劇，喜歡美術，後來學了建築，然後接觸了其他藝術，只要是視覺藝術，我都很難拒絕。我有幾個特別精通的事：服裝設計、電影（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小說（讀過許多法國新小說）。」他提倡建築設計者應該像藝術家那樣，對自身經歷和生活環境保持敏銳的洞察力，也應像小說家那樣，深入細緻地觀察生活。張永和稱自己是「城市動物」，喜歡住在紐約這樣的大都市，也喜歡早年的北京，散著步就能碰到熟人，站在街上聊天，還喜歡到處是可逛的小店的上海。他有寫作興趣，2023年在《收穫》雜誌發表萬字散文，文筆冷靜克制，敘事有法國新小說派的特色。早年寫過先鋒話劇，類似《等待戈多》的荒誕現實主義冷峻風格。「像人類學家一樣，研究人們活動的每一個細節和其意義，以此來體察人們的活動與人造環境的相互關係。」他所設計的自行車公寓、車輪上的席殊書屋、長城下的公社之二分宅等，都是環境、生活方式和建築思考的想像結合。
哲學家以賽亞-柏林把學人的問學路徑描述為刺蝟和狐狸兩類：一個內求於己、就地深挖；一個多線作戰、全面開花。有孔雀開屏般多元視覺創作能力的張永和無疑是後者，但在或讓人眼花繚亂的創作表象下，其實暗藏著一條主線：優雅的平衡。張永和以其家庭出身、個人性情與命運造化，在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沉重與輕盈、復古與變革、理性與感性之間，居然幸運找到一條因地制宜、調和鼎鼐的平衡之路。他致力於立足於人的真實環境，努力創造美，用優雅、適合人居的建築，增進人的現實生活福祉。
正是他獨特優雅的建築美學追求，讓他和其他中國建築師的作品風格區隔開來：他對父親張開濟的代表作，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釣魚台國賓館等，並不特別重視。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張開濟新中國成立後為普通居民建造的民居。這也讓他和同時代的建築師如劉家琨、王澍等不同。劉家琨的代表作西村大院氣勢恢宏，有面對現實改天換地的革命氣質；王澍的代表作寧波博物館古樸沉著，強調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取材和與現實對話；張永和則是隨物賦形，依據功能要求和具體環境，在建築的結構、造型、空間、材料等方面千變萬化，更優雅，更輕盈。他的近期代表作如中國美術學院良渚校區、吉首美術館、塱頭春陽台藝文中心、巴黎國際大學城中國之家、深圳南頭城社區中心等項目，都可見匠心獨運。
張永和近期在辦公室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他果然是一個很好的採訪對象，坦誠而放鬆，眼神中還有好奇的亮光。他的關注面之廣和專業性之深可想而知，但蓋了幾十年房子後，現在他似乎更樂意談談別的：早年經歷、在港見聞、父子關係、電影和藝術，他都願意漫漫而談，從北島和余秀華的詩歌，他都葆有關注興趣。他說：「這個世界非常糟糕，非常醜惡，只有接觸到一點藝術，或者看場好電影，才會覺得，原來人性還不是那麼糟，這對我來說挺重要。」採訪最後，張永和又說到一個讓他縈懷的香港見聞：星期天的菲傭街頭聚會，他準備週末再去踏訪，「看一次就感動一次。」
大疏大密 香港的城市密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院長，作為享譽海內外的建築師，您在北大、麻省理工學院等都有過執教經歷，是什麼原因讓您此時來港大任教？
張永和：我1985年就做大學老師，1993年才成立非常建築工作室，所以我做老師的年頭比做建築師的還長，到今年40年了。我之所以教書，是因為我的老師很厲害。當時就有一說法：當學生有一個好老師時，就最容易對教書感興趣。我當時就覺得教書有意思。建築實踐做到現在也30幾年了，有朋友說，你再來港大教幾年書吧，你有那麼多積累，不教好像有點浪費。我也想着回到亞洲，香港跟北京是同一個時區，真有事跑一趟就三個小時，就又回到了現在這個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怎麼看香港這一兩百年來形成的建築特色和城市風貌，在香港長居，是否能滿足您的長期生活和審美需求？
張永和：我覺得有一點挺重要，就是內地過去向香港的學習，都聚焦在摩天大樓上，覺得摩天大樓的形象才代表着現代化。其實香港在城市建設上有一個非常重要、非常成功的經驗，特別值得學習：大疏大密。香港建設已有100多年了，到現在建設用地只用掉了24%，這使得香港一方面密度很高，另一方面看出去又都是青山綠水。這種建設模式使環境保護得很好。有的城市跟香港學習後又發展出自己的模式，比如溫哥華中心區高低層結合的街區。可惜內地沒有去學。
不過，在香港待得時間稍長一點，就會發現另外一面，比如建築的結構設計非常保守。像我們建築師一看，比方說柱子，怎麼會這麼粗，簡直荒唐。但一講原因也很可笑，據說是要用這種極端的方法，來保證能夠最快通過審查；如果工程師算得比較緊，一旦審查不通過，就得重新算，就浪費很多時間了。
香港的公寓單元小。比方說50幾平米的一套房子，要分出三間臥室。當然這不是建築師能決定的，但問題在於：越小的房子其實越需要設計，香港可能沒有很強的設計意識，它只是切了小豆腐塊，讓你勉強能塞進去一個床，加上一點點剩餘空間。我和妻子有一次在北歐旅行，住一家特別小的旅舘，後來發現小房間特別有設計，比方說需要兩張床，第一張床同時又是一個沙發，第二張床需要時可以折出來，睡覺時一張桌子又可以轉開給床騰地兒，通過設計讓小空間裏保有基本的便利。紐約有個旅舘，是法國設計師Philippe Starck設計的。房間非常小，可是他還用幽默方式把這個小給誇張出來，床的靠背特別大，把牆撐滿了，然後上面印了一張放大的古畫，顯得古畫好像充斥在房間裏，特別好玩。他有好多奇思妙想，能夠使一個小空間的使用效率更高。
香港的設計，我可能沒法馬上數出來太多，但真的發掘時，會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我最近買了一個模型，就是那個Star Ferry（天星小輪）。船身底下是綠，上面是白的，設計挺棒。我對特別新的東西、帶未來感的東西，都不太能欣賞，我喜歡比較老的。
香港可能還不是一個設計城市，包括服裝設計。這麼大的香港，像那種小的獨立服裝店，還有買手店，非常少。我有個朋友梁文道，給我們一個香港買手店清單，結果我跟魯力佳一天就逛完了。就在銅鑼灣的兩條街上，加起來可能有個七八家吧。對於設計特發達的城市，這有點少。我想，香港可能還有一段比較長的路要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談回到香港建築，一般人也許會提到中銀香港大廈，您有什麼關注到的項目嗎？
張永和：我在寫一本書，就是「給孩子的書」那個系列，北島主編，我寫的是《給孩子的建築》，書中談到60建築案例，香港我挑了一個，就是香港國際機場。這個機場是一個從空間，到結構、設備、構造都有很高質量的建築。同一個建築師（編者註：英國建築師諾曼.福士特）還設計了滙豐銀行大樓，是一個很特別的建築。不過不是那麼有道理，他把建築變得像個大機器，但看着覺得挺有趣。可跟香港機場那個不能同日而語。美國建築師Tod Williams & Billie Tsien做的亞洲協會也不錯，建築跟山地的關係處理得挺好。
中銀大廈也是很好的建築。我跟貝先生（貝聿銘）也相識，像福士特、貝先生，也包括我自己，都對建築有一種理解，就是認為一個建築的結構應該是有設計的。內地恐怕90%的建築結構，都是拿了一個常規結構體系用了就完了，設計含量特別低。我們的理解，結構設計含量低，意味着這個房子其實沒有什麼質量。
從建築學來說，香港建設的智慧其實在城市方面，而不在建築方面。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南方城市，特點就是街道比較窄，也比較密，這跟殖民文化也有一點關係。歐洲城市當時的人口情況，決定了它不會太大。街道從中世紀開始就比較密，密帶來的是這些房子跟這個城市的公共空間，如街道、廣場，接觸的面多，所以就很便利，可以享受逛一家家小店的樂趣。香港原來就有這樣的城市文化，現在保留的也不少，比如去堅尼地城，吃個煲仔飯，再喝涼茶，買了非常好的麵包，然後搭小巴回家，我們覺得挺有意思。我跟我妻子都是城市動物，特別喜歡在城裏到處轉。香港有不少有趣的去處，像中環到上環一帶上半山的手扶電梯，又像在香港常常室內和室外空間不分，在街上走走就鑽進了建築，過了一道橋又出到外面去了。
窄街小巷 重塑城市靈魂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來港大執教正好趕上香港的北部都會區建設。北都區面積約三萬公頃，被稱為「未來發展的新引擎」，特區政府的預想是要「宜居、宜業、宜遊」。作為有豐富建築實踐和教育經驗的建築師、學者，您有什麼想法可分享？
張永和：就是剛才講的，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在整個規劃建設方面的經驗，我希望能夠帶到北都去。城市建設的成果，不是建一大堆房子就完了，而是要有城市性，城市性建立在步行的基礎上。步行不僅僅是為了交通，北京話說「溜達溜達」，就是你進小店去逛逛，看到什麼東西順便買買，或者吃點喝點東西，享受的就是這個都市生活。北都應該把這個都市文化傳統延續下去。
我對深圳比較了解。因為做過若干項目，包括一個社區中心，南頭說是古城（編者註：深圳南山區的南頭古城），本質上是一個城中村。用這詞不帶任何的消極和貶義，恰恰說明它具備城市性。不說虛頭巴腦的話，你就看看周末多少人去南頭走路逛店，那叫一個熱鬧，我們設計的房子恰恰沒什麼商業，社區中心是一個公共建築。深圳肯定有很多大的社區、公寓樓，從設計到建設比香港的新，還有漂亮的綠化，但就是比較少給老百姓溜達溜達、享受城市的空間，香港還是比較多的。
我今年給學生出了一道競賽題目，叫「縮街」。中國的人口從2016年開始下跌，人口少了會帶來問題，表現在城市建設上會很明顯：首先房屋的空置率已經相當高，北京上海辦公建築的空置率是30%，深圳50%，別的地方應該更高。那將來的城市難道就讓它越來越空、大寬馬路上也沒多少車跑，就不管了？肯定不是。城市在變化，城市的規劃和設計也要跟上來，要跟着變化發展。所以就提到縮街的問題：寬街如果不需要了，變窄街怎麼變？這次學生們交上來上千份設計，有的挺巧妙的。更難的是高樓，如果高樓只有一半、頂多2/3的空間使用了，那空的那1/3怎麼辦？現在可能暫時沒答案，往前走看看是不是變成都市農場，在樓層裏像溫室似地種菜等等，我覺得一定有辦法，需要很多想像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在美國、中國都教過書，還都是頂級大學，現在又在港大，這些學校的建築學教育情況如何，差別大嗎？
張永和：美國的建築教育已經下滑到很少教建築了，有點像藝術院校，但也不是真的做藝術，就討論很多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這是美國教育的一個特點。可是使得建築本身無法去教授、學習，建築教育有時跟那些問題也不太搭得上。香港大學沒這問題，當然也會受一些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等的影響，但還都能回到建築上，我覺得底子其實挺好。沒想到的是，內地的建築教育咔擦一下下來了，一方面是受經濟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沒有培養孩子們的興趣。在這個情況下，我希望港大能成為建築學教育的一個堡壘。
現在我們有一些研究課題，其中一個是對亞熱帶建築的深入研究和想像。亞熱帶區域正在擴展，當然是全球氣候變熱了，使得亞熱帶都在往北推。我們會跟華南理工大學建立一個建築和城市實驗室，從科學、藝術的不同角度進行研究、設計。還有一個題目，是隨着科技的發展，比如說國內電動汽車都比較先進了，可建築行業還是非常原始的狀態，處於一種比較低級的工業化，好像還是裁縫給一個人定製一套衣服，而不是成衣的做法，這裏面帶來了大量浪費，出現大量錯誤，最終的質量是不高的。我覺得下一步人工智能的發展，能讓建築也第一次跨進21世紀。我們現在想像如何把建築業從規劃到施工的所有環節都整合起來。用中文講就叫一條龍，會非常有意思。
公共建築應是小而多，而非大而集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內地改革開放的這幾十年，中國的城鄉風貌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表現在城市營造和建築設計上，當然也有了巨大改變。您提過一個說法：城市蔓延。大規模城市化似乎不可避免，您怎麼看這種變化？
張永和：城市化這個事情的發生幾乎是必然，是經濟發展所導致。可我有時候看到一些城市，比如我們在浙江做過好多項目，注意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也開始認識到要保護傳統文化，要有新有舊。把老房子保下來有助於發展經濟，尤其是文化旅遊，我覺得非常好啊。
我比較遺憾的一點，是私有汽車對中國城市的消極影響。如果沒有完全追隨美國式依賴汽車的生活方式，我們能少走好多彎路。我父親是2006年過世的。他年輕時白天當建築師，晚上當文學家寫散文。他85歲退休後，經常給《北京晚報》等報刊寫文章。他當時就提出了幾個觀點：反對高層建築；反對私人普遍擁有小汽車。但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挺可惜的。我剛才也講了，如果以後人口少了，公共交通更發達了，私人擁有汽車的量會下去。轉折點在哪？我不知道，作為城市建設相關的特定職業人群，建築師要有思想準備，所以我才出了「縮街」那個題目。
其實老百姓最關心、但建築師最無力的，是房價問題。我最近去了瑞典，有時一棟樓裏，如果你屬於高收入的人群，就付全價租這個公寓；旁邊這家是屬於低收入人群，就有政府補貼，但都是住完全一樣的房子。我覺得的確得有一些機制，讓住房不是一個天價資產，而能更貼近個人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從小在北京長大，您的非常建築事務所長期在國內執業，這些年的建築行業情況您都很熟悉，有兩個北京的公共建築曾引起全國關注：國家大劇院和央視大樓，今天您願意繼續談您的看法嗎？
張永和：我前幾天坐飛機還跟央視新址的建築師（編者註：庫哈斯，央視大樓設計師）碰上了，我們原來就認識。建築肯定是要有創新有突破的，問題是突破創新這事該怎麼評價。我作為建築師和教建築的老師，當然覺得創新突破不那麼容易，但為了突破而突破顯然也是有問題的。我覺得建築師如果對工程再有多一點興趣，對技術多一點興趣，有些問題可能就不會出現。比如他用立面上的那些線來表達力學關係，把工程師的力學圖搬到牆上，挺有意思，但如果最後變成排水槽，雨水要從這些幕牆上的溝裏流下去，老在那裏積灰、流泥湯，就不好看了。有些事可能是沒想到，也可能是不太在意，這些對建設師來說都是教訓。
國家大劇院本身沒有工程問題，不過在那個地方蓋，我覺得不是最對。裏面四個劇場的關係還可以，可是那個殼好像跟周圍的關係太衝突了，因為那是歷史街區的最核心，這樣的設計還是有問題的。當時有四個人，包括何祚庥、張欽楠、葉廷芳和我父親，曾提議說四個劇場分別蓋在四個區，這樣讓老百姓看戲、看演出更方便。我覺得是一個更好的提案。劇院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僅僅是一個標誌性建築。追求標誌性建築的情況在中國城市裏很普遍。如果只是一個劇院、一個博物館，根本不需要過大的體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這幾十年來，中國出現了很多獨具特色的建築，特別是公共建築，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和討論，公共建築引起如此大的注意，是公眾無知無畏、無視專業性，還是建築師們確實也需要有自我警醒？另外，全世界發展中國家似乎都在爭前恐後擁抱工業化、城市化，您覺得這個過程中，哪些是經驗，哪些是教訓？
張永和：從建築文化的角度來講，這些公共建築是應該散布在城市裏，就是小而多，而不是大而集中。我發現很多內地城市都在建設社區中心了，這也有來自香港的經驗。香港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好（編者註：指市政大樓）。我有一年當香港建設師學會年度獎評委時參觀過青衣的社區中心，底下一層是菜市場，二層是辦公區域，再上圖書館，最頂上是體育館，垂直的功能組織，密度很高，覆蓋了居民基本的生活需要。中國各地也開始做這個，我們在南京也做了一個規模非常大的。中國內地有一點是比較積極的，就是一旦有成功的案例，大家也都會跟進。
還有，城市更新過程中，如果建築師能夠早點參與進來，而不是房地產商開發主導，應該好一些吧。一個是不用蓋那麼多高樓，另一個是少拆些老房子，而是老房子再利用。現在當然也開始保護了，還是有點太晚了，可惜了，好多老東西就沒了。歐洲那些城市保護老建築的工作就做得非常好。
如果我來設計北都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這幾十年來轟轟烈烈的城市建設運動中，全國幾百上千個城市上馬了無數大型建築、高層建築，其中也包括眾多地標性公共建築，而其中您的作品似不多見。這是您的審美趣味和建築理念使然，無意參與這種有很強炫技性的競爭和表演嗎？您設計的建在吉首老區裏的橋圖書館非常動人。當然，您也設計過幾百米高的建築作品。
張永和：我也參加過競賽。其實大家都一樣，獨立建築師事務所在國內都很少有參與大型公共建築的機會。當然，作為建築師來說，我也做過中國美院杭州良渚校園十八萬平方米的大型項目。如果讓我設計一個城，我會很有興趣。我自己作為建築師，房子蓋完了，常常看到的更多是遺憾——希望沒出那一點錯就更好了。
吉首這個房子，有一次我自己也被感動過，是一個當地人跟我說，他已經碰上不只一個外面來的客人，都以為那是個老房子，已經在那很多年了。我也設計過230米高的超高層建築，設計了幾十個方案，最後業主選擇了一個保守的、等於沒太多創新點的方案。但那是個講究的房子，細部做得比較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假設有一個邀請，讓您放手完成一個舊城改造或新城建設，比如今天全中國到處可見的某某新城、某某開發區，都融居住、商業、交通於一體，比如就是北都區，您怎樣講述您的設計理念？
張永和：標準就兩個：一個是改善生活質量，這個很顯而易見；一個是保護既有環境。我們現在看到的建築常常破壞了自然或人文的環境，問題是咱們破壞了環境，還沒享受到任何好處。如果少拆點老房子，其實又節省能源，少產生污染，還保護了文化，何樂而不為？我們常常聽到的一個說法是：咱們人口多、這樣做不行啊。一定程度上是這樣，可現在很多城市都在保護老房子了，不是重要的古蹟，就是普通的老房子，同時把老房子裏面的生活條件也提升，從基礎設施開始。如果要我做，我會走這條路。
如果讓我在北都做一個項目，我會要求就給我一個城中村及旁邊的建築項目一起做，我會把城中村做成這個區域的中心，旁邊起高樓，等於是新建築被這個城中村來服務，希望我有這機會。城中村其實不是問題，核心是它的密度、它的尺度，它是低矮的，跟人的關係親近，再高無非是七八層，就是拆了重蓋我覺得都可以，而不是把它幹掉，只變成大尺度的建築和購物中心這種類型。
父親與我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今天怎麼看待您父親張開濟先生的作品？假如時光倒流，回到1950年代您父親設計的那些作品，您會有怎樣不同的處理？歷史是必然的嗎，還是充滿了偶然和可能性？
張永和：我對我父親越了解，對他就越是尊重。他不會搞什麼嘩眾取寵，古典藝術修養很深，不僅僅是建築方面的。至於具體的作品，是不是哪個房子讓我覺得真的特別特別好？今天很難說了，我曾經特別喜歡新疆招待所，在甘家口那邊，一個大概三四層的房子，好像還有一個塔樓，應該是灰磚的，後來可能給拆了，很可惜。當時每次去吃新疆飯，看看那房子，覺得做得非常細。還有就是天安門觀禮台。後來包括我父親自己，也意識到那其實是一個城市性的建築。清朝當然沒有觀禮的需要，增加了觀禮台反而更好地保存下來天安門的歷史氛圍，這事做得真是非常好。跟我剛才提到人們對吉首美術館的印象類似，常常就是有人會說：唉呦，以為清朝就有觀禮台。那個真是最高的評價。這是很了不起的建築觀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曾在文章中寫，您父親晚年時曾說「我對你很失望」，那是什麼背景下？
張永和：有時候我會想，如果今天我父親活着，他要看到我蓋這些房子，他會怎麼想？我也會猜他可能會更喜歡哪個。我覺得我那些粗糙的房子，他可能受不了。精緻的像上海諾華製藥的研發中心，他可能會喜歡。這跟他的古典修養有關係。
還可能要說到歷史了，建築在每個文化裏都有，中國當然也有，但建築師這個職業在中國是進口的，在香港叫「則師」，在上海叫「打樣鬼」。最早出現的建築實踐是大公司式的，我父親從學校出來就給大公司幹，然後一直到給國有大公司、設計院幹，他在上海也做過自己的事務所，做得挺辛苦，所以後來他就不做了，來北京了，可是他對建築實踐的理解基本是大公司式的。
我的實踐則有點像藝術家工作室，是受近現代西方建築的影響，在這件事上父親已經認為我是失敗的。他理解貝先生，因為貝先生的事務所是大公司式。有一天我跟他講話中提到貝先生，我爸一方面特別特別崇敬貝先生，另一方面我爸太聰明，他是不服氣的，他認為如果他當年離開了中國，他也可能做貝聿銘。所以看我折騰那個小事務所，他實在不明白。有一天我給他解釋這事，最後我的結論是我是不會做貝先生這種大事務所的，他說「你根本想做也做不了」，也就完全失望。我母親本來就認為我比較適合教書，不適合做事務所。
我是建築的本體派
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普利茲克獎評委，王澍是您任評委那年獲獎，他是第一個獲獎的本土建築師，確實激發了很大的公眾關注度。劉家琨的獲獎，我想與您也不無關係。 您願意說說這個事嗎？
張永和：我想聊的事和他們兩位獲獎沒什麼關係。在建築界，我屬於本體派，就是日本推理小說裏面的那個本格派，就是要把建築學最核心的問題處理好，包括材料、結構、建造、空間等等。
我覺得最不幸的建築師，就是開始時的房子做得好，後頭做的就不那麼好了。可是也有人是越做越好的，我最喜歡的一個建築師是瑞典人西格德-萊弗倫茲（Sigurd Lewerentz,1885-1975,瑞典建築師，其代表作之一斯德哥爾摩林地公園，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他的頂峰作品是80幾歲做的，兩個教堂，特別的棒。他真是活到把建築這事完全想明白了。什麼是磚？什麼是窗？他都有自己既獨到又深刻的了解。儘管他在建築史的地位，不是屬於最高的，但現在大家還關注他，這還跟我有點關係，我老是談他。他的事業軌跡在30多歲時就中斷了，因為脾氣不好，然後到70歲才又接上了。他算得上是本體派的祖師爺了。
成為本體派可能跟我的個性也有關係。我喜歡一個人畫畫寫寫，一個人死摳，本來藝術可能更適合我。可是我幹了這個非常社會性的建築行業，有時候看到我的一個房子很多人用得很好，也是非常感動。當然可能是我幸運，一輩子這麼過來了。再說到一個香港的現象，我想安排我老師星期天去看菲傭集結聯歡，看一次也會感動一次。不知福士特看到過星期天滙豐銀行肚皮底下人山人海的場景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在文章的最後收尾有個轉折，您說您父親也很驕傲您的選擇，如何解釋這個事情？
張永和：他驕傲的是我後來教書，特別像麻省理工，可能我父母都想像不出來，我能去當系主任，去當院長。我在麻省理工的時候，我後來有些同事也混熟了，就說我太不像個系主任了。我估計我現在還是不太像個院長。我的有些親戚根本想像不出來我還會認真地念書工作。我一直給人的印象就是特別貪玩那種。
我覺得我和我哥哥，我們受文革的影響太大了。就是我們有很野蠻的一面，意識到之後，這麼多年就是自我改造。現在好一些了。年輕時候，特別是去了美國，還在大學裏跟好多知識分子在一起，很強烈地意識到個人修養的重要，自己差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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