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主義者的復闢之路：高市早苗妄想完成日本從戰敗國到「能戰國家」的臨門一腳

文/王旭

馬克·吐溫曾言：「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會押韻。」此刻籠罩在東亞上空的，正是他那句沉重警言中最黑暗的韻腳。本文嘗試梳理日本右翼勢力如何步步為營讓軍國主義幽靈掙脫戰後秩序和《和平憲法》束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臨門一腳」如何使九一八事變、珍珠港事件的戰火80年後再次點燃成為可能。

日前，高市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宣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對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公開釋放出武裝介入台海的意圖。作為戰敗後首位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的日本首相，高市的言論立即引發了軒然大波，不僅招致了中國大陸和台灣同胞的強烈譴責，更受到了日本國內各界有識之士的廣泛批判。她拒絕收回謬論的頑固態度，徹底暴露了其最終的野心：即完成保守勢力長期以來推動的日本再軍事化圖謀，徹底拆毀戰後國際秩序對日本設置的根本限制。這是此次不斷升級的「歷史之韻」中，最新、也最危險的音符。

事實上，日本「炮製外部威脅」的險惡伎倆，絕非今日心血來潮，而是屢試不爽的侵略藉口。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前，作為策動侵略的關東軍核心人物石原莞爾就叫囂「日本面臨國家存亡危機」，並以此為藉口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這場由日本一手挑起的侵略戰爭，迫使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十四年的抗戰，造成中國軍民傷亡高達3500萬。僅南京大屠殺一案，日軍就在六周內屠戮了超過30萬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同樣，在山本五十六偷襲珍珠港之前，軍國主義狂人、時任首相東條英機也反覆鼓吹由於美國的石油禁運，「日本面臨存亡威脅」，並以此為藉口偷襲珍珠港。今天，高市妄圖將台灣問題與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直接掛鈎，不過是故伎重演，企圖為日本的再軍事化披上「為應對威脅」的虛偽外衣。

要看清軍國主義者復闢的道路，就必須回顧戰後的國際秩序，釐清日本如何以積少成多、由內到外、以事促法的漸進策略，通過「修改憲法解釋」而非「修憲」本身，一步步架空了《和平憲法》第九條，完成了軍事力量的「合法化」和「常態化」。

戰後，《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是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制約底線。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然而，這條底線被日本保守政治勢力通過數十年的法律詭辯系統性地侵蝕了。這種侵蝕始於1954年。當時，尚未肅清的日本軍國主義殘餘搖身一變，成為了保守右翼政客。他們利用美蘇冷戰的背景，聲稱憲法第九條雖禁止「用於侵略的戰爭力量」，但並未剝奪主權國家固有的「單獨自衛權」。以此為由，日本設立了「最小必要限度」的自衛隊，稱自衛隊是為行使此權利而建立的必要組織，不屬於憲法禁止的「戰力」。1972年，日本對自衛隊確立了「專守防衛」原則，即只有在受到武力攻擊時才行使自衛權。這雖是自我約束，但首次在憲法解釋框架下明確了日本擁有「反擊能力」，為後續軍力發展預留了空間。此後，日本通過1992年的《聯合國維和活動合作法》允許自衛隊赴海外執行維和任務，實現了自衛隊「走出去」；通過1999年的《周邊事態法》，將「周邊事態」定義為「事態性而非地理性」，打破了空間限制，使自衛隊能夠介入非日本本土的衝突。

最終，這場拆牆運動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手中達到了高潮。作為日本再軍事化的總設計師，安倍在2014年通過內閣決議，單方面重新解釋憲法第九條，允許日本在面臨「存亡危機事態」時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實現了對「專守防衛」原則的行政突破；又在2015年通過《和平安全法制》，將內閣決議的內容以立法形式固化，使日本在法律上完成「解禁」集體自衛權，首次具備了集體交戰權。

現如今，在安倍奠定的法律基礎下，高市早苗則妄想完成「解禁」的「臨門一腳」和「政治激活」。她利用自己在國會的強硬姿態，將「台灣有事」直接與「存亡危機事態」掛鈎，試圖將法律層面的「解禁」推向最具爭議性和實戰化的臨界點，以完成了集體自衛權突破的「地域和政策激活」。其核心企圖是為日本再軍事化和最終修改《和平憲法》鋪平道路，將日本從一個「法律上的可戰國家」推向一個公開的「能戰國家」。

面對這一危險信號，國際社會特別是亞太地區各國，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高市舉動公然違背《聯合國憲章》和一個中國原則，迫使周邊國家再次將日本視為潛在威脅，加劇區域軍備競賽和地區緊張局勢。更令人警覺的是，一旦高市早苗的圖謀付諸實際干預，日本自身將面臨滅頂之災。

具體來說，高市的言論和行為已突破了既有的法律、道義和安全底線：第一，踐踏國際法。《聯合國憲章》明確要求「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高市作為二戰戰敗國的領導人，公然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妄圖干涉中國內政是對國際法的公然侵犯。第二，背棄道義底線。高市言論違背了包括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在內的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特別是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原則立場。推翻這一莊嚴承諾，高市致使日本的國家信譽掃地。第三，自陷安全困境。高市的再軍事化政策必然加劇日本戰略依附，加劇日本周邊環境惡化。由於日本已將北至北海道、南至沖繩的數十個機場、港口變為軍民兩用設施，一旦介入台海衝突，整個國家都面臨成為戰場的風險。 正如《解放軍報》所嚴正警告的那樣，如果干預台海，日本政府是「將全國民眾綁上自毀的戰車」。

日本政府顯然沒有告知國民高市危險決策的真實代價。如果中國方面的嚴正警告和日本國內外一致的反對聲音都不能阻止高市，她最終將以一個把日本推向萬劫不復深淵的罪人形象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日方必須立即停止其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和挑釁言行，停止在台灣問題上玩火。歷史可以押韻，但戰後秩序是不可動搖的。高市早苗今天企圖挑釁的中國，也早已不是昨天的舊中國！ 國際社會如今面對的問題是：當一個國家利用複雜的法律架構，不是為了維護其憲法宗旨，而是為了系統性地架空戰後國際秩序對其的根本約束，這給其他國家開了怎樣的先例？這將如何侵蝕和懸置世界用於維繫戰後和平的法律框架和權威？

（作者為中國日報前東京站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