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空間】何為人生第一等事？

●唐涘

西哲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人要過好此生，須向大本大源處探討，叩問「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正是人與人行為差異的根源。孟子亦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無能奪也。」人安身立命之大者，莫過此問。據現存文獻，王陽明12歲便發出「何為人生第一等事」之問。當時長輩、老師皆謂讀書登第為第一等事，他卻說「讀書登第是第二等事，為聖賢才是第一等事」。當同輩競逐科舉功名之時，他已懷揣讀書求大道、學聖賢的高遠追求，思索「人為何而活」的形而上問題。放在當下瓦解崇高的氛圍中，這樣的追求即使不被視為「腦子有病」，也難覓知音。

陽明立志做聖賢並非空穴來風，實受宋儒「希聖之學」的熏陶。「內聖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修身成聖是宋代理學根本目標，理學也因此被稱作「希聖之學」。「北宋五子」皆力倡「學做聖人」：周敦頤提出「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張載直言「學必如聖人而後已。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而不求為聖，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程頤則警示「且莫說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人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亦倡言：「學者大要立志，才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陽明自幼研習程朱學說，課本是科舉官方標準《四書大全》（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核心），對宋儒主張耳熟能詳。同讀儒家經典，他與時人截然不同：常人視經典為求功名利祿的「敲門磚」，用過即棄；他卻以經典為安身立命之本，以此作為「身心之學」，將「為聖賢」列為超越功名利祿的人生頭等大事、內在精神錨點。人一旦確立「為聖賢」之志，便對公私義利有清晰判斷，能在紛繁世事中守住本心，不為外物誘惑所擾。這份志向使人跳出「小我」計較，不困於得失榮辱：以聖賢為榜樣，面對困境，便有堅韌底氣，面對誘惑，便有拒絕定力，有所為有所不為。久而久之，內心因有明確價值追求而擺脫迷茫，因踐行道德準則而精神富足、獲得安寧，最終達成「內心充盈」之境。

在陽明立志成聖途中，拜訪大儒婁諒是標誌性事件。弘治二年（1489），陽明十八歲，新婚不久，攜妻從江西南昌返回浙江餘姚，途經廣信時繞道拜謁年已六十八的婁諒。婁諒很賞識陽明，以「聖人為可學而至」相勉勵，堅定了陽明「學為聖賢」的信念。後來弟子錢德洪在《陽明先生年譜》中，將這一年定為陽明「始慕聖學」之年。

縱然一生思想屢有起伏，但陽明「學為聖人」的信念從未動搖。他自己立此志，也反覆教導弟子們要「立志」。《王陽明全集》中，談立志的內容所在多有，其中《教條示龍場諸生》與《示弟立志說》最為重要。前者是他被貶貴州龍場驛時，為龍岡書院制定的教規，提出「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項要求，將「立志」列於首位，直言「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不立志便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終將漂蕩奔逸不知歸處。後者是寫給弟弟王守文的文章，詳述「為何立志、何為立志、如何立志」，以種樹作比：「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陽明所言之「立志」，是「立必為聖人之志」。他在《應天府重修儒學記》中鄭重提出：「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也曾對弟子說：「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原是朱熹教導弟子治學需下實功、求實效之語，陽明引之，意在告誡弟子：學為聖人決不能流於空言，必須下一番苦功夫。這番話振聾發聵，聞之豈可不深思？若渾渾噩噩度日，只圖口腹之慾，日夜馳鶩於蠅頭小利，一輩子活在卑劣與惶惶不安中，豈止是可惜，更是可悲、可憫。

陽明常說「立志貴專一」，仍以種樹為喻：「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立志後只需用心栽培，功夫到了自會有收穫；又有「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的妙喻，強調君子求學當「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一心只在實現學為聖賢的目的。正是在「成聖之志」的指引下，陽明超越世俗沉淪，上下求索、九死不悔，最終形成自身思想學說，鍛造強大內心，成就不世功勳，也為後人留下無窮精神力量。深深服膺陽明學說的曾國藩曾言：「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這句話恰是對陽明思想的精準提煉與簡潔註腳。這並非說人非聖賢即禽獸——世界本非如此非黑即白，而是指人若沒有做聖賢的志向，不朝向上一路努力，律己不嚴、追求不高，路頭一差，愈騖愈遠，不知伊於胡底，便有淪為「禽獸」之虞。立志為聖賢，未必能做聖賢，但朝着聖賢的方向力行不輟，不患得患失，始終保持內心充盈、步履堅實，才能以渺小之軀屹立於天地間，培育出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氣象——在浩瀚無垠的宇宙面前，人類就像螻蟻、塵埃，唯有如此，才異於螻蟻、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