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浙江金華報道）浙江金華，婺州老城古韻悠悠。熙熙攘攘的酒坊巷上，一座中西合璧的民居吸引不少遊客駐足。推開質樸的黑漆木門，斑駁的白牆、泛黃的信件、激昂的戰歌，彷彿將人們帶回到那段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1939年2月22日，一支完全由台灣同胞組成的抗日團體—「台灣義勇隊」就誕生在這裏。
「我們是抗日的義勇軍，是台灣民族解放的先鋒隊，要把日寇驅逐出祖國，要把他在台灣的鐐鎖打碎！」高唱着義勇隊隊歌，381位來自寶島台灣的熱血兒女胸懷「保衛祖國，收復台灣」之愛國信念，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足跡遍及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是直接參加祖國抗戰人數最多、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支台胞抗日隊伍。
今年6月，《台灣義勇隊檔案》入選第六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625件原始檔案清晰還原了兩岸同胞共禦外侮、光復台灣的歷史，有力證明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兩岸同胞血脈相連、命運與共的客觀事實。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台灣義勇隊成立地—浙江金華，在義勇隊後人的講述中，追溯義勇揮戈同心復疆的歲月。
「本隊傳達兵陳肇成現年二十三歲……戶人茲仍在本隊服務……總隊長李友邦……」在浙江省金華市檔案館，一份破損的工作證明靜臥在案。泛黃的紙頁上，一行行字跡記錄着一位台灣義勇隊青年在抗戰烽火歲月裏的故事。
「80多年前，酒坊巷是全金華最熱鬧的抗日文化街，中共領導下的《浙江潮》雜誌社和浙江文化人士經常舉行集會的真神堂，都在巷子裏。」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老房子還是多年前的模樣，三間二居室磚木結構的平房，內有天井和花園，佔地200平方米左右。2014年9月1日公布的第一批8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中，位於酒坊巷84號（原18號）的這座「台灣義勇隊紀念館」是唯一的涉台抗日遺蹟。院落正中，坐落着一尊銅像，他就是台灣著名的革命志士李友邦將軍，也是台灣義勇隊的創建者。
1906年，李友邦出生於台北縣蘆洲鄉（今新北市蘆洲區），是家族由福建同安遷台的第五代。浙江省金華市台辦原主任金振林整理的史料集上記載着，李友邦幼年上學時曾遭日本同學侮辱，他氣不過就頂了一句，結果反被日本老師掌摑。這一巴掌在李友邦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深刻的烙痕，直至近40歲時，他還在《台灣革命運動》一書中提及這段童年記憶：「這是我所以終身從事台灣革命事業的一個細因，今日回憶，往事歷歷，猶在目前。」
「欲救台灣，必先救祖國」
1937年7月，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上海、杭州相繼淪陷，大批進步人士和愛國青年紛紛雲集浙江金華、麗水等地，李友邦也在這個時候來到金華。他總結了台胞抗日鬥爭的經驗教訓，認為「欲救台灣，必先救祖國」。在他的動員下，來自閩北崇安墾殖所的第一批23名台胞揭竿而起，隨李友邦赴金華誓師。
「淞滬會戰後，杭州、寧波相繼淪陷，金華地處浙中，有浙贛鐵路的交通便利，在此成立還能獲得中共浙江省委的直接幫助。」金振林如是介紹了台灣義勇隊選址金華的原因，「這支隊伍以浙江為主要活動地區，在東南各省開展抗日活動，並發展成為抗戰時期唯一一支由台灣同胞組成的，在大陸參加抗戰持續時間長、參加人數多、影響面廣的隊伍。」
生產報國援前線 製藥辦廠濟時艱
與常規抗戰部隊不同，台灣義勇隊的隊員不扛槍炮，主要在前線、後方、淪陷區展開對敵政治鬥爭、巡迴宣傳慰問、生產報國和醫療救助。「義勇隊隊員中很多精通日語，他們就編寫傳單、錄製廣播，勸日軍士兵放下武器。與此同時，他們還在金華創辦製藥社、建立樟腦廠，生產的急救包、瘧疾丸、樟腦油等藥品與物資，多數直接送往抗日前線。」
在紀念館的一側，一組有關台灣義勇隊及其附屬台灣醫院的照片吸引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目光。畫面中，八位身着白大褂的醫生站在醫院門前合影留念。在這支義勇隊裏，不乏經過專業訓練、醫術精湛的醫務人員，他們在酒坊巷84號開設了醫療所，無償為軍民提供醫療服務，這便是後來聲名遠揚的「台灣醫院」的前身。
「我的父親就是第一批跟隨李友邦將軍赴金華參加抗戰的台胞，也是人們口口相傳的『台灣醫生』之一。」台盟衢州市支部原主委劉勝欣的父親劉新民（原名：劉道榮）1907年出生於台灣省台南縣的一個醫生家庭，1924年8月考進位於廈門鼓浪嶼的博愛會醫學專門學校的醫科專業。
1928年5月，廈門的大學與中等學校的學生聯合組織抗日示威遊行，劉新民被醫專學校推薦為台灣籍學生代表，負責組織台籍學生參加遊行，並帶領學生隊伍走上廈門市區街頭遊行，一路上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殖民主義！」「打倒封建主義！」等口號。日本領事館得知消息後，密令稽查台籍學生的首要分子。「我的父親在同學的幫助下逃至廣東汕頭，才躲過一劫。」
創辦醫院救傷亡 營收悉數助抗戰
1938年至1939年間，李友邦先後四次赴閩北宣講，劉新民的抗日決心日益堅定。他辭別父母，成為了第一批赴金華抗戰的23名台胞之一。彼時，浙贛鐵路沿線經常遭到敵機的騷擾轟炸，造成軍民大量傷亡，疾病流行較嚴重。台灣義勇隊訓練一結束，立即將首批隊員中的醫務人員留在金華的隊部醫務所，為傷病軍民免費醫治。
「父親在巡迴醫療隊任外科醫師，是一名業務骨幹。」劉勝欣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浙江抗戰的日子裏，父親的工作十分繁忙，常常幾周才能回一次家。「1940年1月，他受隊部的指派，去浙東前線的國民革命軍第一九○師野戰醫院任少校軍醫，主要是輔導戰地醫療救護和培訓連隊衞生人員；同年12月，衢州的台灣義勇隊附屬台灣醫院成立，他又被派到該院擔任外科醫師。」
「這間小房子，就是當時台灣醫院的掛號處。」工作人員指着紀念館入口處的一間類似傳達室的房子介紹道，「後面是門診室，再後面是病房。」很多金華人在抗戰結束半個多世紀後，仍清楚記得「台灣醫生」的好。據金東區東孝街道下于村村民于寶生回憶：「有一次，我們去酒坊巷把台灣醫生請來打預防針，一般的醫生怕瘟疫傳染不敢來，只有台灣醫生不怕！」
金華台聯會的老會長邵梓對台灣醫院的記憶仍然深刻，他當年就曾陪母親到台灣醫院看病：「那時白天警報很多，醫務也受到影響，開夜班是家常便飯，甚至常常加班到後半夜。有次陪母親到台灣醫院看病，剛掛好號，警報就響起來了，我們只好先逃，晚飯後回來就診。醫生們很細心地給我母親開藥方診治，沒有半點兒不耐煩。」
這種精神讓金華人感動，許多鄰縣城鄉的病人都專程來就醫。在紀念館裏的老照片中，醫院門口黃包車都排長隊，說明台灣醫院在金華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據介紹，台灣醫院的開辦經費完全從義勇隊隊員生活費中抽取，不佔用一絲公家財產。面對藥品短缺，生活疾苦的患者，醫院一律免去掛號費，並盡可能免去醫藥費。醫院的一切收入，完全用於幫助祖國抗戰。
扎根衢州 「台灣醫生」美名遠揚
1945年9月3日，義勇隊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李友邦派台灣義勇隊總隊副總隊長張士德隨美軍太平洋艦隊受降專機赴台，在台北日寇「總督府」前升起寶島從日軍手中光復後的第一面國旗。同年底，李友邦率領絕大部分戰友返回台灣。已在衢州娶妻生子的劉新民決定留了下來，扎根在這片揮灑過汗水與奮鬥的地方。
1946年1月，原台灣義勇隊附屬三家醫院未返台的醫生，逐步到衢州匯集在劉新民周圍，籌備起「衢州私立台灣醫院」，院址在小西門、吳家大廳的前院。「當時我的父親擔任院長，兼五官科、外科醫師，我的祖母林淑美任婦產科助產士。」劉勝欣回憶道，「鼎盛時期，醫院共有醫護人員33人，兩間病房內設5張病床，主要供婦產科使用，重症和搶救病人也能留院搶救觀察。」
當時，衢州地區西醫甚少，「台灣醫院」規模最大，診療科室設施較為完備，醫護力量較強，頗受病患信賴。1946年衢州鼠疫爆發時，新成立的「台灣醫院」也勇敢地衝在了前面。1952年，劉新民將「台灣醫院」內的所有醫療器械物資，包括每一把手術刀、每一塊毛巾，全部捐獻給衢縣人民政府衞生院——自此，衢州「台灣醫院」走下了歷史舞台。
年近花甲再披掛上陣 籌建麻風村
1966年初，衢州麻風病盛行，年近花甲的劉新民再次披掛上陣，擔當起籌建麻風村的重任。「麻風病一直令人聞之色變，常人避之不及，因此麻風村由山上的一座寺廟改建而成。山高路陡，有587級石階，下了石階還要走10公里才有汽車，而所有的食物、水、藥品都得從山下背上去，條件十分艱苦。」
在劉勝欣的印象裏，父親每月只能回一趟家，每次回來都是一臉疲態，連清點藥品的算盤都撥不動，需要子女幫忙才行。「記得有一回我問父親，山裏走夜路的時候害不害怕，父親便大聲唱起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然後笑着告訴我，唱着歌心裏就有勁兒了，什麼牛鬼蛇神都被一刀刀砍跑啦。」
後人學校講學：愛國主義從不過時
劉勝欣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己在看完九三大閱兵後，十分想念父親。「若是當年父親打仗時能有這樣強勁的武器裝備，何愁抗戰不勝？」劉勝欣說，「父親最大的遺憾，便是未能在他活着的時候看見祖國統一，而大閱兵上呈現的新式裝備、體系化作戰和無人化智能作戰能力等，相信對於那些『台獨』勢力而言是一種威懾。說不定父親未能實現的遺願，能在我這一生中看到。」
作為台灣義勇隊隊員的後人，劉勝欣常常在工作之餘受邀到各所學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講學。「每當我與孩子們講述父親臨危受命，深入前線與日本士兵喊話，或是不顧安危為患病的百姓們治療的故事時，他們都覺得又新奇又感動。」劉勝欣說，對於年輕的一代而言，戰爭和瘟疫似乎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我們一定不能忘卻歷史，要以史為鑒，奮發圖強。」
「有人說，愛國主義是老一輩人才幹的事，如今已經過時了，對此我不贊同。」在劉勝欣看來，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精神動力。「當然，想要深入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不能是純粹的理論講學，而需要通過年輕人喜聞樂見的形式，例如看展覽、講故事，甚至可以運用VR等技術展現歷史，讓他們有所觸動，有所感悟，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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