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人社會，死亡向來是忌諱；不過，在醫學與教育領域中，「生與死」卻是非常重要的課題，醫護人員在提供治療或處理病人事務時，很多時要直面生與死相關的抉擇，惟年輕一輩的醫科生卻未必有太多機會親身面對生死重要關口。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昨日舉辦「從上天堂到破地獄：醫生與笑匠談生死」對談會，數百人的講廳座無虛席，一眾未來醫學界希望對談中窺探到更多生死間的智慧。講台上，一位是用喜劇呈現人生的香港電影人許冠文，一位是身經無數臨床考驗的中大醫學院院長趙偉仁，加上擔任主持的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他們共同穿越科學與信仰、理性與情感的邊界，談人與死亡的相遇、距離與準備。●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
什麼是死亡？多數人會說，是生命停止運作的那一刻，或疾病突襲後的終局。然而，許冠文卻從「意義」開始追問。他曾經長久困惑：人從何來？來做什麼？死後去哪？三個問題找不到答案，幸福彷彿也就無從安放。想了很久，他把人分成兩種：想通的，與想不通的。前者多半相信宗教，若有上帝，一切自有安排，來處、去處與此生目的都有交代；但他自認屬於另一半，不信的那群。
許冠文：活在當下快樂度日即意義
許冠文說，醫生都是學科學出身，「講求證據，要求可證。」然而他自覺上帝不可證，理性上難以安頓，於是人從哪裏來、將往哪裏去，都成了無解的空白。直到拍畢電影《破·地獄》，他忽然鬆開了執念：也許那些問題不必是此生最重要的功課。既然終有一死，甚至死後或許什麼都沒有，那麼真正的重點，是沿途風景，每一秒、每一分、每一日的真實景色與摯愛之人，連同那些不完美的片刻，一併珍惜。「只要活在當下、快樂度日，這就是意義。」他說：「沿途風景才是重點，是否有來生並不重要。」
趙偉仁：面對無常仍有勇氣續前行
看似對立的科學與宗教，趙偉仁既信科學，也信宗教，「人生不是自助遊，不是你說走就走，也不是你能安排何時下車。」在不可控的旅程裏，他選擇以信仰支撐內心，好讓自己能更專注看風景，面對無常，也仍有勇氣繼續前行。「即使明天就死，也要帶着信心走。」
死亡從何而始？是診斷的那一刻，還是臨終的一息？趙偉仁說，人自出生便朝死亡而去；但若日日只想「反正會死」，人生就無從規劃。他提醒自己，把每一天當作最後一天來過—不是為了匆忙告別，而是逼自己誠實選擇：今天最該做的是什麼。
而許冠文的答案則落在「意義感」上，「當沿途風景開始失去意義，死亡就開始了。」在他看來，死亡未必與肉身同步。多年以前，他在創作上陷入停滯、自我重複，甚至想過不再拍片，那種精神性的枯萎，像是「半死」。但只要還對電影着迷、還在計較一個笑點怎麼設計，他就覺得自己活着。同樣地，若醫者不再想救人，只把治療當賺錢的手段，死亡也就從心裏發芽。
許冠文又說，自己也曾與死亡擦肩而過。多年前在泰國，清晨海水澄明，他帶着潛水鏡到水中，魚群與珊瑚在身側流動—直到一條十多呎長的鯊魚繞着他愈游愈近。那兩三分鐘，幾張臉在腦海自動浮現，快速閃回。他才明白，原來人心底自有一套「優先次序」，「在生死交界處，那些最重要的人與時刻會自己站出來。」鯊魚最後以尾掃他一下，沒有開口，他用腳蹬了一下，鯊魚似乎懂得讓路，他慢慢游回岸邊，平安無事。
自此，許冠文知道，沿途風景不只可看，也會在關鍵時刻為我們存檔。
對醫生而言，死亡更是職涯無法迴避的課題。趙偉仁回憶起當年初入小兒外科的震撼，一名遭精神病人無差別攻擊的小女孩，身中七刀，大量出血，團隊連夜搶救，終究回天乏術。
那是他第一次直面暴力奪走生命的急症，之後還要陪同上司向家屬解釋。「極其困難。」從那時起，他學習面對，學習告別，也學習在無能為力時承認無能。做外科久了，他總會遇見只能「open and close」的時刻—在手術室打開患者的身體又無奈地縫上，「那一刻就像在沉重地簽下一紙看不見的判決書。」他說，技術可以純熟，態度不該麻木，若醫生像辦例行公事般面對生死，治療會變質，病人與家屬也會失去最後的支點。
把父親交給信得過同事悟醫者責任
兩年前，趙偉仁經歷父親離世，他從醫生成了家屬，更深刻感受到作為家屬心情，悲傷下他把父親交給最信得過的同事接手，自己回到兒子的角色。在那一刻，他更明白醫者的責任：以專業托住身體，以人心托住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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