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到中國去》新書的首批讀者，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坦言，看完小說，最先令她觸動的便是書名「到中國去」。在她看來，當下社會，大家一致把目光投射「到世界去」，強調走出國門、擁抱世界，而此書卻以「到中國去」為題，彷彿一個迴旋，令人耳目一新。
「過去一些年，大家致力於講好中國故事。」梁鴻認為，《到中國去》這本小說讓她意識到，中國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無需刻意「走向世界」，而所謂的「中國故事」，其實就應該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閱讀這本小說，梁鴻也感受到一種特別大的力量：《到中國去》不是一個口號，它有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
閱讀此書，梁鴻也有一些震撼、停頓的時刻：我們知曉曾有國際友人在華奮鬥，卻鮮知其具體經歷了怎樣的驚濤駭浪。但相比小說裏大家熱議的國際友人，梁鴻更感念於這個故事的開端——80年前在奧地利為他們打開生命之門的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先生。
去年，梁鴻到奧地利還專程去參觀何鳳山的辦公舊址。「80年前，當各國緊閉簽證大門時，何鳳山頂着諸多壓力營救，給出了一千多張中國簽證。」這個故事對何鳳山着墨不多，但梁鴻卻認為，何鳳山才是這些人為何來到中國的起點，這個開端至關重要。「正是何鳳山這種遼闊的人道主義精神，催生了國際友人到中國去的壯闊旅程。」
「小說筆法精微如繡，作為歷史小說，史料考據極為嚴謹。」梁鴻也讚賞作家傾盡心力打撈歷史沉沙：兩位主人公如何取得簽證，如何輾轉中國各戰場——地下戰線、新四軍、東北野戰軍——乃至他們的個人生活軌跡。這些真實細節引領讀者重返烽火歲月，見證國際友人如何融入中國革命洪流，中國志士如何在困局中堅韌抗爭。梁鴻認為，本書的起筆與落點都十分精妙，令宏大世界圖景裏的中國敘事得以熠熠生輝。可以說，在歐洲的中國人，在中國的歐洲人，不論何時，都正是他們命運的交織、促成了文明融合。這或許也是《到中國去》書名本身就載有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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