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作為河洛文化的核心發源地、客家的祖根地，其歷史文化、民俗文化、建築文化、音樂文化等，通過多次移民南遷傳播至福建、江西、廣東等地區，成為客家文化的重要源頭，承載着千年移民史與地域文化的雙重印記。當前文旅融合戰略背景下，挖掘客家文化中的河洛元素，對於講好河南裏的中華文明故事，推動洛陽文化和旅遊事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迴響——河洛文化與福建客家文化的歷史淵源

歷史上，中原漢人自西晉永嘉之亂起開始大規模南遷。據《福州府志》記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陽，「中州板蕩」，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其中林、陳、黃、鄭、詹、邱、何、胡八姓家族經江西輾轉入閩，史稱「八姓入閩」。而後，唐總章二年（669年），河南光州固始人陳政、陳元光率兵三千餘人南下平定閩南「蠻獠嘯亂」，設立漳州府，其部將五十八姓將士落籍閩地，帶來中原雅樂與軍儺儀式，今漳州雲霄縣「開漳聖王祭祀大典」中仍保留唐代河洛古樂元素。唐末黃巢起義時，王潮、王審邽、王審知兄弟率數萬軍民入閩建立閩國，據《台灣省通志·氏族篇》統計，隨行中張、劉、楊、吳等氏族後裔成為閩西客家重要支脈，汀州寧化石壁村因接納眾多南遷漢人被尊為「客家祖地」。這些移民自稱為「河洛郎」，其方言系統保留中古河洛雅言特徵——客家話至今存留魏晉時期洛陽官話的入聲韻尾，如「六」讀[luk]、「石」讀[sak]、「家」讀[ga]。河洛文化與福建客家文化的關係，本質上是中原文化南遷後在地化發展的結果，這種文化的雙向互動，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體現，也為傳統音樂的當代傳承提供了重要啟示。

客地融韻——河洛音樂在福建客家音樂中的體現

河洛音樂通過禮樂、戲曲、表演等形式在客家地區得以保存，並與當地土着文化交融，形成了兼具古樸與創新的客家音樂體系。其一為禮樂制度：朱熹《家禮》所載宋代中原祭儀在閩西客家宗祠中完整傳承，長汀塗坊鄉春祭儀式的《告祖樂》沿用《周禮·春官》記載的五聲音階結構。這是對河洛地區古代音樂調式系統性繼承的表現，與中原傳統音樂有着十分明確的親緣性；其二為戲曲載體：福建客家「傀儡戲」又稱「木偶戲」，以「南音」「高腔」為主要素材，「南音」「高腔」均為中原音韻的遺存。在戲曲語言方面，該戲曲的演唱和道白大多採用「中州官話」。其三為表演素材：客家民間的舞龍、舞獅等表演內容均是藝能展示的重要素材，這也是客家人傳承中原傳統文化的另一種方式。福建地區豐富的民間信仰和民間民俗為客家音樂提供了新的展示音樂舞台的空間，客家音樂的功能也從原有的鄉村勞作、祭祀等新的功能延伸出來，詞曲也增添了與閩地民俗相關的民俗意象。在曲調方面也吸取了閩地民歌的旋律性裝飾與樂器的配器手法，使客家人音樂的語言更具閩地民族特徵，形成了不同於其他地方客家音樂所具有的特徵。

文化認同——河洛音樂對於客家身份維繫的紐帶作用

河洛音樂是福建客家音樂的重要源流之一，其在不同地域的傳承發展反映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多樣性與包容性。福建客家文化對河洛音樂的吸收與改造體現了音樂的地方化特徵，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音樂風格。河洛音樂的傳播與變遷不僅是音樂文化的互動過程，更是中華民族文化融合的歷史縮影，對於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演進具有重要價值。在千百年的傳承和積澱中，客家文化中的每一個元素與符號，都已深深地印在了客家兒女的心靈深處。2024年10月24日世界客屬第33屆懇親大會在洛陽舉行，來自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536名客屬鄉親回到洛陽尋根問祖，書寫了一段「客家回家，重聚共榮」的佳話。在客家音樂中，無論是表演形式，還是表演內容，都蘊含了大量的中原漢族文化元素。在客家社會裏，這些河洛音樂元素已經成為客家社會族群凝聚和文化認同的重要符號，它把客家社會之間以及客家社會與中原社會之間緊緊聯結在一起，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理論框架提供實證支撐。

當前，福建地區客家文化呈現出多元化、創新化的發展趨勢，主要體現在文化保護與傳承、學術研究、文化交流、文旅融合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作為客家「祖根地」的洛陽，更應當抓住時代機遇，通過數字化與智慧文旅深度融合、非遺活態傳承與產業協同等方式整合文化資源，深化「客家祖根地」的國際品牌建設，助力文化和旅遊事業高質量發展。（本文系洛陽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研究成果，項目批准號：2025B435）

 

作者: 徐高瀚，男，1997年06月生，中共黨員，音樂學博士，文藝學博士後，講師。現擔任洛陽理工學院教育科學與音樂學院學科秘書、聲樂教研室主任。曾擔任福建大劇院歌劇演員，曾公派至台灣東海大學學習，先後在香港、新加坡、台中、首爾、上海等地演出交流。洛陽市音樂家協會會員，韓國音樂家協會會員、韓國聲樂家協會會員、韓國音樂教育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音樂學、文藝學，主持參與省廳市級科研項目4項，出版著作1部，申報專利2項，發表期刊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