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世祥
香港抗戰的歷史，連接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和太平洋反日本法西斯戰爭，由此煉就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對敵的合力抗戰精神。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至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夕，是香港抗戰史的上半場。此時，港人愛國救亡的激情噴薄而出，國共兩黨在港組織競相策動，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向港府高官和居港外籍人士積極斡旋，遂使香港成為祖國抗戰的後援基地，充分發揮轉運外國援華軍火等戰略物資的唯一海上通道、罷運日貨和拒印漢奸報的首義地、賑濟內地來港難民的安全庇護所、支援祖國抗戰的大眾統籌資金池、各派文化人同行並進的海外抗戰文化城、港人赴前線慰問、救傷乃至直接參戰的出征地等六大功能。
此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帶頭為國民黨要員吳鐵城策動的罷印三份漢奸報的香港印刷工人捐款聲援，蔣介石致電嘉勉港紳周壽臣在港籌募愛國戰時公債。香港小販抗日義賣運動聲勢浩大，成效卓著，不但喚起全港市民的救亡熱情，而且得到陪都重慶等西南後方城市的響應。1939年9月14日下午，香港學生賑濟會回國服務團第三團副團長、中共黨員關晃明在廣東中山縣橫門抗擊日軍登陸的阻擊戰中英勇犧牲，成為港人直接參戰的首位犧牲者。寧願失業也堅持罷運日貨的香港上萬名海員當中，不少人返回廣東原籍，組成「海員游擊隊」，成為日後中共創建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等廣東抗日游擊武裝的最早兵源。中共在港組織也向廣東各地輸送發動和領導當地抗戰的幹部，截至1939年11月，就輸送市委級幹部11人，區委級幹部8人，支書級幹部34人，群眾團體幹部20人。經過各派文化人的共同努力，香港在1941年成為聞名遐邇的海外抗戰文化城。當年推出本地攝製的13部抗戰新電影，其中12部是粵語片，1部國語片；還上映在中共抗日根據地延安實地拍攝的一部港產戰地新聞紀錄片，一部宣傳抗日的中國最早卡通動畫片，取得前所未有的影壇佳績。1941年8月2日出任香港華商總會第15屆主席的道亨銀行董事長董仲偉，其女董慧在延安加入中共中央社會部工作，未來女婿潘漢年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副主任，兩人在香港和上海進行秘密戰線工作。董仲偉也暗中資助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活動。他擔任華商總會主席後，在《香港商報》發表題為《香港僑商對祖國之任務》的文章，提出面向全港市民「普及」勸募、集腋成裘的籌款救亡新思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至1945年9月16日駐港日軍正式投降，是香港抗戰史的下半場。在此之前，毛澤東指導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與英方秘密談判，準備合作襲擊海南島日軍機場。中共南方工委書記方方等人致電黨中央，建議「為了促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港可以提出保護香港的口號」，促進中、英、美聯合抗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發布「建立與開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廣泛統一戰線」的指示。港英政府緊急會晤國共兩黨在港領導人陳策和廖承志，陳、廖兩人隨即會商「動員民眾，保衛港九」。這就奠定香港淪陷後各方繼續合力抗日的基石。
日軍攻佔香港，目的是將香港變成其持續進行太平洋戰爭的主要後勤基地。香港因而較諸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更為直接地與美國主導的太平洋反日本法西斯戰爭緊密連結在一起。香港地處太平洋戰爭邊緣的獨特性及其關聯祖國抗戰的持續性，導致香港抗戰的下半場既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慘痛苦難，也湧現出很多力量在港特殊戰場合力抗擊日軍的眾多英勇事跡。其中，港九獨立大隊市區中隊隊長方蘭的母親馮芝和女游擊隊員張淑賢，為了傳遞日本駐港海軍情報、配合美軍駐華空軍「飛虎隊」空襲香港而被捕犧牲。方蘭強忍悲痛，領導游擊隊員炸毀位於九龍市區旺角窩打老道的廣九鐵路四號火車鐵橋。東江縱隊情報處處長袁庚冒險潛伏啟德機場附近，就地觀察「飛虎隊」轟炸香港的戰況，及時反饋香港日軍布防情報。由原駐港英軍和港府人員組成的「英軍服務團（BAAG）」也將收集的香港日軍情報報告美軍。在反抗香港日軍統治過程中，港九獨立大隊共犧牲115名戰士，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犧牲33名成員。國共兩黨分別營救被日軍擊落的襲港美軍飛行員共10餘名。這一切，都有力地削弱日軍竭力將香港變為太平洋戰爭後勤基地的各種功能。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日的香港弘揚合力抗戰的精神，內固外聯，同舟共濟，定將再創輝煌。
（作者為香港抗戰研究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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