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鏡頭衝鋒　用膠片吶喊　抗戰時期電影人的貢獻值得銘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同時也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在這樣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一本全面梳理抗戰時期中國電影發展脈絡的著作、由南京藝術學院教授秦翼和副教授張丹聯袂撰寫的《光影山河：電影與抗戰》（以下簡稱《光影山河》）出版發行，該書以電影為稜鏡，映照中華民族14年浴血抗爭的光影記憶。

「當無數將士在炮火硝煙中奮勇殺敵時，一批電影人也在前線或後方用鏡頭衝鋒，用膠片吶喊，用光影記錄下英勇不屈的抗爭。」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秦翼越發感受到，「一部戰時電影史，也是沉甸甸的抗戰史，其間的一部部電影就像電影人寫給未來的一封封戰地家書，每一幕都承載着歷史的重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電影人就嘗試用電影這一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呼喚民族覺醒，動員民眾抗日。在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前，《共赴國難》《狼山喋血記》《壯志凌雲》等一批電影已經發出高亢的救亡呼聲，一些電影人還冒着生命危險深入抗戰前線，攝製了《十九路軍抗日血淚史》《東北義勇軍抗日血戰史》《熱河血戰史》等紀錄片，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

淪陷四年無獻媚影片

抗戰全面爆發後，各種題材的抗戰電影層出不窮。不過以往對於中國抗戰時期的電影研究長期存在一個「黑洞」，即忽略東北、華北、上海等淪陷區的電影生產，但這些地區的電影，無疑都與抗戰前後的其他中國電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隨着研究資料的部分解禁，基於對電影史更為全面客觀的研究態度，『黑洞』也並非毫無光亮。」秦翼以當時主要的電影生產基地上海為例指出，淪陷四年中，上海電影人面對強大的政治高壓，基本未出產反動獻媚的影片。作品反而體現出苦悶彷徨，發展了傳統倫理等題材影片，形成含蓄悠遠的電影藝術表現方式。

重新發現「孤島」電影

抗戰期間，國土大面積淪陷，上海和香港成為電影生產的兩座「孤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這兩座「孤島」的電影產業非但沒有停滯，反而更為活躍。

1937年淞滬會戰之後，上海電影業被迫轉移至租界。秦翼指出，在政治高壓和資金材料緊缺的情況下，上海的民營電影公司卻在不到四年中，拍攝了兩百餘部影片，形成早期中國電影史上的空前繁榮。一些電影人轉移至香港，使此前較為落後的香港電影業迅速繁榮起來。

知名導演蔡楚生從上海南下香港後拍攝的《孤島天堂》，是香港「孤島」電影的代表。該片假借軍閥餘孽組織「骷髏黨」，在一座「孤島」上施展暴行，引發民眾反抗的情節，其抗戰的寓意十分明顯。

「和一般的抗戰電影不同，《孤島天堂》不僅塑造了愛國青年在困頓中堅持鬥爭的故事，也創造了獨特的影像化『孤島』意象。」秦翼分析指出，為了適應香港市場，該片邀請黎莉莉、李清等明星出演，並在諜戰題材中包含愛情故事，不過片中的愛情是被壓抑的，流露出身處「孤島」的憤懣和家國淪喪的憂傷。

「文人應有自己的堅守」

在以往的電影史論中，「孤島」電影常常被認為藝術價值和政治價值都十分有限。但是秦翼強調，在該時期的眾多電影中，仍能發現顯在的愛國情愫，或是某一種方式體現了身處「孤島」的別樣情緒。也因此，這些影片在歲月的沉澱中越來越顯現出其歷史考察價值。

例如著名導演費穆1940年在上海自編自導的古裝傳記電影《孔夫子》，通過刻畫孔子及其弟子在戰亂紛紛、人心叵測的時代裏不斷受挫、不斷流亡卻恪守信仰的知識分子群體形象，表達心懷家國而困於時局的絕望與無奈，同時間接地宣傳愛國思想和民族正氣，抵抗日本文化侵略。

「為了拍攝《孔夫子》，費穆苦心孤詣地考證歷史，並且不惜耗費超過同類影片十幾倍巨資，希望找到中國知識分子在戰亂中的堅守。」秦翼聯想到，「費穆和國學大師錢穆同名，當時兩位先生一個身處上海『孤島』，一個身處大後方，但都在通過不同方式，為傳承中國歷史與文化而努力。」

秦翼感嘆道，「電影人都是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費穆和錢穆先生告訴我們，面對敵人的軍事和文化侵略，文人應該有自己的堅守。」

《光影山河》一書將淪陷區的電影納入研究視野，從而彌補抗戰時期電影史研究中的「黑洞」，構建起一幅全面立體的中國電影歷史圖譜。

秦翼認為，「當前，我們已經有可能超越政治爭端和民族情感的局限，更為客觀地看待抗戰時期的電影創作，作為廣泛而持續的存在，它完全不應該成為電影歷史中的一個『黑洞』。」

【講述】「抗戰時期電影人的貢獻值得銘記」

秦翼，南京藝術學院戲劇與影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民國電影研究所所長

抗戰期間中國電影業非常艱難，我們在檔案館找到了部分電影公司的賬本和抵押材料，證實一些電影公司為了繼續拍片，不得不將大量資產抵押給銀行借款。

但是，即使是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多數中國電影人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誘，依然不失氣節。例如，當時中國電影膠片完全依賴美國和德國進口，抗戰期間膠片等電影器材進口受限，特別是德國將所有膠片工廠轉為軍用並禁止膠片出口後，中國膠片進口價格多次成倍上漲，並且面臨斷供危機。

我們找到的戰時海關報表顯示，1940年，膠片價格比戰前上漲七倍有餘，而且還常常斷貨，以至於當時如果拍攝現場演員說錯一句台詞，就會損失20多元，如此昂貴的代價直接導致攝影場「NG聲絕跡」。

當時日本為了籠絡和控制中國電影業，以非常低的價格向中國銷售「櫻花牌」膠片，還可以賒賬。但是，上海電影界不約而同地抵制日本膠片，並採取縮短影片長度等節省膠片的「笨」辦法，在困頓中費盡心思維持影片生產。

除了攝製團隊外，流動放映隊這一特殊群體也為抗戰電影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由於當時普通民眾識字率不高，在廣大鄉鎮農村，電影比書籍報刊更受歡迎。官方和電影公司專門組建流動放映隊，跋山涉水深入高原邊寨，通過電影將團結抗戰的思想火種播撒向全國各個角落。

很多傷兵看了放映隊的電影，請求立即回到前線，民眾也踴躍請求充當志願兵。根據曾任左翼戲劇家聯盟黨團書記的楊村人統計，僅三年時間，放映隊放映電影總計3,500次以上，觀眾1,800萬之多，在戰地和後方收到的宣傳效果均出乎意料。

無論是攝製團隊還是流動放映隊，抗戰時期電影人的貢獻都值得銘記，這也是我們寫作《光影山河》的動機之一。

打撈散佚紀錄片 展國共合作抗日

為了寫作《光影山河》，秦翼團隊廣泛收集中外檔案文獻、新聞報刊、口述資料及影人回憶錄等，打撈出大量抗戰時期的電影史料。例如，張丹經過不懈搜尋，讓散佚多年的大型紀錄片《華北是我們的》重現於世。

《華北是我們的》是一部全景式展現山西乃至華北地區抗戰的影片，其中包括閻錫山和朱德等國共高層將領聯合抗日的影像，被視為「國民黨統治區紀錄片出品中唯一的一部反映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日生活和鬥爭的影片」。該片曾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公映，並經剪輯後以《華北風雲》之名在香港公映，反響熱烈。

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部影片消失於公眾視野。直到有一次，張丹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集團）影像資料室查找資料時，發現館藏目錄中有一部名為《華北風光》的紀錄片。她隨即申請觀看，發現其中的影像和歌曲與文獻記載中的《華北是我們的》完全脗合。經過多位專家論證，這就是那部久尋不獲的《華北是我們的》。

正是憑借對史料的仔細考證，《光影山河》這部填補抗戰電影史空白的著作甫一問世，便受到廣泛關注和好評。

香港演藝界愛國精神傳承至今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大量文化藝術界人士南遷香港，香港的文化和抗戰功能得以加強，電影生產也隨之異常活躍，一時成為抗戰電影的重要生產地和交流中介，並進一步向南洋輸出。

秦翼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電影公司的南遷為香港帶來了一批專業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香港電影的水平。在嚴峻的國防形勢下，這些南下的電影人率先投身於拍攝國防電影，《龍城虎將》《大義滅親》《夜光杯》等一批備受好評的影片隨之誕生。

名導因拍抗日片被殺害

在國難當頭之時，香港電影人以電影為武器，宣揚抗日愛國，在華南和南洋觀眾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例如，被稱為「愛國導演」的關文清不僅拍攝了「抗戰三部曲」等多部電影，還攜紀錄片《台兒莊大會戰》赴美公演，並親自登台演出自編自導的宣傳劇。

知名導演侯曜也連續拍攝了《叱咤風雲》《太平洋上風雲》《血肉長城》等多部抗戰電影。香港淪陷後，不願屈服於日本人的侯曜前往新加坡，因曾拍攝抗日影片而被日軍殺害。

名演員義演抗戰集錦片

秦翼還特別提到，七七事變後，香港多家電影公司迅速組織，義務拍了一部抗戰集錦片《最後關頭》。該片集合了陳皮、李芝清、南海十三郎、蘇怡等知名導演及薛覺先、馬師曾、吳楚帆、陳雲裳等幾十位知名演員，正面表現抗戰中的一群青年走上抗日前線的七段故事。1938年3月影片上映時，現場觀眾掌聲如雷。

「在拍攝《最後關頭》時，所有的電影公司和電影人都是不計報酬義務服務，所籌款項全部用於抗戰，」秦翼感嘆道，「至今每逢國家有難，香港民眾總是踴躍捐款捐物，這表明抗戰時期香港電影人的愛國精神一直傳承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