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 | 華僑抗戰深度報道：捨卻綠海長雲　千餘僑胞加入中共抗日武裝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你不見那屍橫着長白山，血流着黑龍江，這是中華民族的存亡……」90年前，一曲由中共黨員田漢與聶耳共同創作，沉鬱、悲壯的歌曲《告別南洋》很快在華僑團體中傳唱開來。這首歌表達了海外華僑對祖國飽受侵略的悲憤與抗戰的決心。中共在抗戰中最先重視並進行華僑抗戰動員工作，通過多維舉措凝聚華僑力量，闡明全民族抗戰的重要性，使得大量僑胞投身加入為民族求生存的歷史洪流之中。華僑史專家、雲南省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歷史研究會名譽會長林少川指出，華僑分布於世界各地，能在國際上廣泛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國際輿論支持；經濟實力較強，可利用商業網絡採購戰略物資等優勢，在抗戰中，能夠起到無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1942年2月17日上午九點，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多雲天氣。一名衣衫襤褸的中國姑娘，肩挑柴擔，裝作若無其事地接近了位於沙田觀音山村和芙蓉別村間山谷中一個廢棄的炭窯。「朋友、朋友……」姑娘放下擔子，一邊呼喚，一邊移開用於掩蓋洞口的偽裝，然後爬了進去，又將偽裝重新整理後，開始對藏在炭窯中目瞪口呆、已於空襲行動中被日軍擊落六日的克爾用流利的英語交流。

「你是那個美國飛行員嗎？我的上司派我來幫你的，請把你的名字寫在這片紙上，你傷得有多重呢？你有食物嗎？現在我們還不能冒險把你帶走，但你在這裏是安全的。不過白天你千萬不要外出，日本人正在山谷搜索，你有槍嗎？那好，幾天內會有人找你的。」一連串的提問，讓克爾有些應接不暇。隨後，姑娘於洞口勘察了好一會，才小心離開。

克爾在這日的日記中記錄說，「我坐下，感覺到很驚訝，這麼一個機警的姑娘，肯定不是一個村姑吧？」

克爾的直覺很準。這名姑娘是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暗邦的歸國華僑李兆華，此時她正接受港九大隊西貢區委的任務，隻身前來接應準備營救的美國飛行員。

1939年5月，剛剛15歲的李兆華與六名同胞一起在240多報名者中脫穎而出，參加了由馬來西亞僑領官文森出資組織的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文森隊」，到抗日前線慰問由中共領導的廣東抗日游擊隊。慰問結束後，她選擇留下參軍，這一「留」便是一生。

棄回頭紙 華僑組隊入東縱

「文森隊」並非唯一一支華僑回鄉服務隊。深圳市坪山區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蘭峻舉例說，1939年3月南洋惠僑救鄉會主席黃伯才、廣肇會館主席張郁才兩位僑領出資組織了第一個回鄉服務隊，命名為「兩才隊」。南洋惠僑救鄉會組織的「吉隆坡隊」「加影隊」等一批批華僑隊伍相繼回國參加抗戰。「在這些隊伍中，73人的『吉隆坡隊』規模最大，隊長黃煒然帶領隊員為表抗日決心，大多未領取重回馬來西亞的入境『回頭紙』。」蘭峻說，不少南洋惠僑救鄉會會員被編入東江游擊隊。

《南方日報》和中國新聞網報道稱，據不完全統計，從東江人民抗日武裝建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有1,000餘名華僑子弟和港澳愛國青年參加中共抗日武裝。

600僑胞經香港八辦赴根據地

國共展開第二次合作後，廖承志以主任身份奉命籌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1938年1月，香港八路軍辦事處以粵華公司作為掩護建設成功，開始組織華僑青年回國抗戰事宜。而隨着中共在香港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設立，愛國華僑除「就近」參加了東江抗日武裝外，亦有大量人士選擇去向延安，並於延安建立僑團，負責對接華僑海外宣傳和募資捐款等工作。

據《學習時報》轉載周雲、尚偉《抗戰風雨中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一文披露，自1938年至1939年，經香港「八辦」介紹轉運去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港澳華僑青年和專業技術人員就達600餘人。 他們中有不少人後來成為新中國建設的重要骨幹力量。

另據中共湖州市委統戰部相關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後，根據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統計，截至1940年，海外華僑組織大型救國團體649個；抗戰時期全球共有3,900多個各類華僑社團，其中900多個專門從事抗戰工作。

此外，中共及其相關組織還發動海外華僑社團和僑報刊物，共辦救國募捐、演講巡迴、藝術匯演等宣傳運動。出版各類僑報135種，使抗戰輿論形成合力，成為中共對日統一戰線的重要補充。

國共差距令僑領轉向新中國

1940年5月，僑領陳嘉庚一行回國，在重慶獲國民黨特批8萬元經費宴請與千人迎接的高規格接待。及至延安，他親眼目睹共產黨官場清廉、百姓安居，截然不同的政治氛圍與重慶的腐敗形成鮮明對比。特別是加入中共的華僑們雖然生活簡樸得近乎貧困，但飽滿的熱情與精神面貌，令陳嘉庚印象深刻。

華僑學生展中共平等

在得知國民黨當局奢華宴請時，深感不適的陳嘉庚在報章刊登啟事，強調抗戰艱難，應節約應酬，令蔣介石大為難堪。陳嘉庚又在回憶錄中回憶赴毛澤東之約時說：「南洋女學生來，無敬禮便坐，並參加談話，絕無拘束。又一男學生來亦然。少頃集美學生陳必達來亦如是。余乃知平等無階級制度……筵僅一席設於門外露天，取一舊圓桌面置方桌上，已陳舊不光潔，乃用四張白紙遮蓋以代桌巾……」

在赴延安前，陳嘉庚亦曾聽聞延安人民生活困頓、百姓資產被充公、男女混雜無人倫種種傳聞，心情頗為忐忑。但及至返新加坡時，陳嘉庚激動地對兒子陳國慶說：「余此次勞軍經延安所見，深感中國有希望了！」

人民網黨史頻道《「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華僑領袖陳嘉庚1940年訪問延安始末》一文指出：在延安考察後，陳嘉庚的政治立場發生重大轉折，亦促使他將南洋華僑捐贈的大批軍需和醫療用品送往延安。

建國後，陳嘉庚定居內地，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

千餘華僑機工戰後留守續發熱

抗戰勝利後，南僑機工張金炳也選擇留在了內地，並以一己微薄之力，參與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抗美援朝期間，在昆明會計學校教書的張金炳，全數捐出半年工資用於購買戰機。「當時奶奶說家裏揭不開鍋，去鄰居家借米時直掉眼淚，但爺爺說『國家是大事』。」

抗美援朝後，張金炳考入廣西農學院。張華在爺爺的自傳中得知，張金炳讀書的思想動機就是一個「農」字。「他親眼看到解放前的中國糧產不足，立志要學農報國。」張華說，後來張金炳研發的「湘桂—59式」水稻收割器，至今仍在老家的田裏轟鳴着。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戰結束後約有約1,200名南僑機工在日本投降後分三批輾轉返回東南亞各地，剩餘約1,000人選擇留在內地，在政務、教育、經濟、外交等領域繼續服務新中國和華僑社群。

華僑抗戰史仍需三項推動

儘管目前，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已建立檔案數據庫，雲南省檔案館保存逾萬件相關資料，多地還編纂了《抗日戰爭檔案匯編》等重要文獻。華僑史專家林少川仍指出，檔案工作的完整性仍受限於相關文件資料的海外散失與資金短缺等問題，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與支持。

上世紀八十年代，林少川攜手陳嘉庚之侄陳共存，跨越雲南、四川、湖南、廣西等地，走訪逾百位倖存機工與遺屬，收集口述、照片、公函與日記等一手資料。2018年，「南僑機工檔案」850卷入選《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地區名錄》，真實記錄了1937—1948年間南洋華僑以駕駛和維修技能為抗戰輸血的歷史。

林少川建議，建立全國聯網數據庫，打破地域壁壘，實現檔案資源的共享與利用；加強國際合作，聯合東南亞國家共同開發檔案資源，推動「華僑抗戰」等相關項目的申遺工作；將檔案融入中小學教材及沉浸式展覽中，才能讓更多人了解華僑抗戰歷史，傳承華僑愛國精神。

【特稿】《八一宣言》獲僑團熱烈響應

1935年6月，不滿足於割據東北的日軍為進一步侵略中國，以「華北治安惡化」為由，向國民政府施壓。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代表梅津美治郎簽署秘密協定（《何梅協定》編者註），要求中國軍隊撤出華北（平津與河北），解散抗日組織，導致華北實際軍事控制權落入日方手中。

據中共黨史和文獻研究員網站，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八一宣言》，首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公開呼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華僑及一切抗日團體與黨派共赴國難。此較國民政府公開號召華僑抗戰早了兩年半。

華僑團體於國際揭露日軍侵華

據《共產國際與反殖民主義：新的研究機會》（1993）一書與陝西省地方志網站《人民教育家江隆基》一文信息顯示：1932年8月27日，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的世界反戰大會上，具共產國際和中共旅德黨團組織、留學生團體背景的「歐洲華僑反帝大同盟」與「德國華僑反戰大會」派出的6名代表揭露了日軍侵略中國東北的事實。這使去國懷鄉的華僑們，更加清晰和全面地知曉了來自祖國的噩耗，也促使海外華僑抗戰募捐等活動更為活躍。

中共抗戰號召獲多華僑組織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史料發現，國共合作後，大量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通過八路軍和新四軍於各地設立的辦事處，與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取得聯繫，捐獻大量的抗戰物資及進行慰問演出等。

1938年10月30日，南洋英荷兩屬惠州同僑救鄉委員會於馬來西亞吉隆坡成立。不久，其又與香港惠陽青年會、余閑樂社、香港海陸豐同鄉會成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他們主要是廣泛開展宣傳工作，通過寫標語、畫漫畫、出牆報、演出抗日救亡戲劇、控訴敵人罪行，動員群眾奮起抗日。」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黨史專家魏法譜介紹，「他們還負責總團部日常事務及與南洋惠僑救鄉會聯繫，動員和組織愛國青年回鄉參加抗戰，保證物資供應。」

次年2月底，南洋英荷兩屬惠僑救鄉委員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當時《星洲日報》刊載的《惠僑救鄉會第二次代表會宣言》顯示，該會議通過了多宗有關抗日民運和進行第二期募捐要案。據位於東莞的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史料顯示，大會發動第二期募捐，把募捐所得款項40%捐給新四軍，40%捐給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縱前身），20%作惠州難民救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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