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萬」到「7 」　被系統抹除的日軍性奴役受害者（慰安婦系列三之一）

編者按：

「慰安婦」制度是日軍在二戰期間於佔領地廣泛實施的性奴役機制，其對生命的摧殘、尊嚴的踐踏與文明底線的逾越，揭示了軍國主義日本以國家力量實施有系統暴力的事實。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估算，約40萬名婦女被迫淪為日軍性奴，中國籍婦女約佔半數。今日，內地登記在冊的倖存者僅剩7人，歷史記憶正迅速凋零。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面對日本當局持續動用國家力量意圖篡改和抹去史實，香港文匯報聯動上海、湖南及本地採編團隊，查閱檔案、走訪學者與倖存者，推出本系列專題，不僅為重現歷史，更意在喚醒全球記憶，讓逾越人類文明底線的惡行不再重演。

「侵華日軍僅一個師團的參謀，就參與建立了127個慰安所，這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從事「慰安婦」問題研究逾30年的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下稱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難掩內心的震驚與憤怒。近年來，他一直在努力夯實日軍性奴役罪行的證據鏈，調查愈深入，真相便愈觸目驚心，被掩入歷史的無數女性遭碾碎的人生，漸次浮出水面。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96歲的湖南岳陽老人彭竹英，是目前內地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對於發生在日軍慰安所內的悲慘遭遇，彭竹英老人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緒，同時迴避記者的提問。也許在她看來，和已故的姐姐彭仁壽一樣，在生命最後一刻再將深埋在內心的屈辱和盤托出，才能夠保存自己最為看重的「體面」。

入慰安所十日氣息奄奄

岳陽地處湖南北部，是長沙以北重要交通樞紐。1944年，第四次長沙會戰，侵華日軍發動了代號「一號作戰」的大規模攻勢，企圖打通從武漢經長沙、衡陽直至廣西的鐵路幹線，臨近鐵路和岳陽的郭鎮也被列為掃蕩範圍。

剛滿15歲的彭竹英與幾個童養媳，瑟瑟發抖地藏在郭鎮李家大屋。「幾個漢奸帶着一幫日本兵闖進院子。」彭竹英清晰記得當時情景，「有人說只有幾個小姑娘，大一點的是個瞎子（即彭竹英 編者註）。」日本兵嘰哩哇啦幾句，漢奸們便上前將彭竹英擄進郭鎮「慰安所」。「日本兵（看我反抗）把我腳趾砸斷兩根，還拿槍托將我打翻在地。」彭竹英顫顫巍巍地除去左腳鞋襪，中間三根腳趾極不自然地下塌成平面。

那是彭竹英一生中度過的最暗無天日的十幾日，每天飽受摧殘，還被禁止出門甚至隨意走動。「他們不讓我說話，什麼時候都有人跟着，送飯，跟着；送水也跟着；全部跟着。」

「我記不太清了，只記得關我們的地方房子不大，有個小院子，好幾間土房，不曉得裏面還關了多少和我一樣的女子。」彭竹英突然陷入沉默，仰面朝天長嘆一聲，良久不再說話。

彭竹英不願再回憶在慰安所的遭遇，但研究中心早前尋到並發布的一張寫有「日軍兵站司令部制定的《慰安所規定》」照片可見端倪。規定明列：慰安所入場券為兩元（應為軍票 編者註）、限時30分鐘、入場時間從早10時至晚9時。這意味着，在慰安所滿負荷狀態下，每名慰安婦日需「接待」日軍約20名，而相關費用，需交至慰安所管理者手中。

姊下腹遭刀捅 父撿回救一命

時間回到1938年，日軍第六師團今村支隊從水路登陸攻佔岳陽城，為配合南下攻佔武漢的戰略，日軍於8月15日對岳陽地區使用生化武器，造成彭竹英雙目失明、母親與小弟先後身亡。彭父帶着剩下的姐弟三人逃至郭鎮李家大屋躲避。一日，在後山上砍柴的彭仁壽被日軍發現，她慌不擇路地逃回家中夾牆藏匿。第二天，漢奸帶日軍來到村子中，要求交出彭仁壽。日軍將包括彭父和弟妹在內的五十餘名村民關在院子裏，淋上煤油，「（日軍）端着槍就對天上地下打槍，要求交人出來，不交人就放火，把屋子燒了，把幾十人全殺了。」彭竹英說，在日軍的淫威下，年僅13歲的彭仁壽只好任由日軍帶去慰安所。

彭竹英是在2016年之後才逐漸知道了姐姐的遭遇，「捉進去二十多天。由於姐姐不停反抗，日本兵就放肆折磨她，讓姐姐幾次昏死過去。後來被激怒的日本兵就向姐姐的下腹捅了一刀，刀口有十幾公分長。他們以為姐姐死了就把姐姐扔了出去。」彭竹英說，得到好心人相告的父親把姐姐抬回醫治才撿回一條命。

而據中國網報道，彭仁壽得救不久，又被另一夥日軍抓走，遭受另一輪凌辱。

勉年輕人勿忘國恥

姐妹倆出事後，兩人選擇了沉默。但日軍的摧殘給她們的身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陰影，和生育能力的永久喪失。回想起2018年姐姐臨終前的情景，彭竹英不由悲從中來，「我守在她身邊。姐姐講不出話，只是拉着我的手流淚。」曾多次給兩位姑媽錄像的彭梓芳也告訴香港文匯報，「大姑（彭仁壽）總是講起來就泣不成聲，剛開始說時還行，說着說着就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因為她心臟不好，我總要中斷錄製。」

「我講出這段恥辱的經歷，是希望中國的年輕人不要忘記過去，希望年輕人要好好保衛國家，希望不要再打仗，希望世界要和平。」採訪結束，彭竹英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性奴役暴行遭日右翼有系統抹殺

日本戰敗前，曾大規模毀滅有關「慰安婦」存在的證據，甚至不惜對之屠戮滅口。1993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談話，承認戰時日軍以誘騙或強制手法徵「慰安婦」並為此道歉，他稱慰安所的設置、管理及婦女移送與日本軍方有直接或間接關聯。兩年後，日本政府成立由民眾捐款建立的「亞洲婦女和平國民基金」對「慰安婦」進行賠償，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發信向接受賠償的受害者道歉。惟隨2000年後日本右翼沉渣泛起，加之日本政府至今不公開相關歷史文件，「慰安婦」制度受害者難以正名已逾80年。

學者斥日維持殖民主義

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慰安婦」制度中國倖存受害者在日本律師的幫助下歷經十餘年在日訴訟。日法院判決：承認歷史事實，但不對受害者公開道歉，不予經濟賠償。由紹金富子、中野敏男主編的《歷史與責任：「慰安婦」問題與1990年代》（2008）引述政治學者大川正彥的評論指出：「日軍性暴力受害者訴訟」揭示了戰後的日本政府囿於一個框架當中，不僅沒有履行轉型正義，反而在維持殖民主義。

右翼屢否認性奴役罪行

2018年2月，首爾市和首爾大學研究組公布了一段長達19秒、被認為是日軍對朝鮮「慰安婦」進行集體槍決的現場錄像。日本部分右翼媒體與評論員質疑影片來源與真實性，日本外務省與內閣官房長官也以「尚未確認影片真偽」做結。

這並非日本首次對「慰安婦」進行系統性抹殺。據公開報道，美國新澤西州伯根縣帕利塞茲公園慰安婦紀念碑，於2012年就曾遭兩個日本外交代表團要求移除；2013年更有逾10萬日本右翼及相關人士於白宮網站請願，要求移除加利福尼亞州格倫代爾市中央公園慰安婦紀念銅像；2017年，日本政府還曾因釜山領事館外樹立慰安婦雕像召回駐韓大使。

更以退群要挾聯合國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推動「慰安婦」相關史料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世界記憶名錄」工作，但也持續遭遇日右翼干擾。如：2014年，中國的「南京大屠殺資料」和「慰安婦資料」兩項目，因日本政府反對，「慰安婦」項目未能申報成功。2016年5月，中國與韓、菲、印尼、東帝汶、日、荷、英、澳以及中國台灣地區的民間團體和機構，一起遞交「『慰安婦』的聲音」項目申請。日本則申報「日軍的紀律」的有關「慰安婦」項目進行干擾。日本政府甚至揚言，「『慰安婦』的聲音」若獲通過，日本將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蘇智良說，那次申報的資料共計2,744件，主要包括「慰安婦」歷史資料和調查及抗爭活動的文獻，儘管有殘缺、破損，但均為真實、唯一，符合申報要求。不過在壓力之下，2017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定結論建議兩個「慰安婦」項目展開對話。「事實證明，關於戰爭暴行如何評價、如何記憶的鬥爭非常激烈。」蘇智良說。

日在華慰安所遠逾2100家

除未被佔領的中國西部省區外，日軍於二戰期間，在包括港澳台地區在內的中國24個省市區廣設慰安所。研究中心最新調查統計數據確認，這些已被證實的慰安所數據超過兩千餘個。不過隨着城市建設，大量慰安所原建築已永遠消失於推土機的轟鳴聲中，仍倖存的遺址也缺乏必要的保護措施。

更多慰安所待查證

蘇智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除了經日軍士兵回憶錄、戰時照片、知情者指認等證據相互印證、嚴格「篩查」的逾2,100個慰安所之外，尚有海量未具完備證據鏈的慰安所未被錄入。近年來，蘇智良帶領研究生團隊，在全國各省逐一進行實證調查，「在廣東進行調查的學生，通過大量查閱民國報刊後，再逐個求證，已經掌握了逾90個慰安所，較我們過去通過日方檔案摸查到的數據翻了兩倍。」

更為嚴峻的現實是，大量慰安所在連續三十年的內地城市更新中蕩然無存。蘇智良舉例稱，上海擁確鑿證據鏈的慰安所數量已累計至182家，但保有原建築的不足20家。其中較為知名的慰安所「海乃家」舊址，在兩三年前也已被拆除。日軍在亞洲設立的第一個慰安所「大一沙龍」舊址，雖已確定保留建築，但在原居民遷出後，一直處於空置狀態，未有任何保護措施。

【話你知】從「20萬」到「7 」

研究中心資料顯示，截至2000年前後，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制度中國受害倖存者共418人，其中內地359人、台灣地區59人。隨着2023年台灣最後一位受害者及今年5月7日湖南「小瑞奶奶」的相繼去世，現中國登記在冊倖存者僅餘7人。

據研究中心統計，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最多的省份為海南省，錄得168人。其次為山西省，共計錄得120人。湖南則是近年來調查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地區，計有24位平均年齡超過90歲的老人勇敢發聲。此外，湖南也是目前在世倖存者最多的省份，7名倖存者有6位在湖南，1位在山西。

蘇智良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日本學者普遍認同「29：1」之說，即根據生理限度，日軍與「慰安婦」的數量比例約為「29：1」才能大致解決日軍需求。若再考慮因逃亡或死亡需補充的更替率約在1：3.5到1：4.0之間，這意味着，遭日軍性奴役的婦女應在36萬至41萬之間，其中中國婦女約達20萬。「20萬，這只是『最低數字』。」蘇智良對香港文匯報說：「儘管這只是逾30年研究和實地調查基礎上的一種推論，但它大致可以反映各國婦女在二戰時期受日軍深重殘害的最低人數概況。」蘇智良說，「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往往僅為冰山一角，真實的苦難遠遠超出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