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城市規劃師的立法會議員林筱魯從規劃的角度點評，該《報告》未能全面反映香港生態旅遊的現實情況，甚至可能誤導公眾。「任何環團背景或者倡議機構，往往會將某些問題放大，甚至無限放大，來說明他們的看法。」他指出，這種方法容易導致分析失焦，忽略問題的整體性和多樣性。「當你聚焦於某些個別事件或極端情況時，這些小事就充斥了你的視野，令你失去對整體問題的準確判斷。」他強調，《報告》的研究方法不僅不專業，還可能對公共政策的制定構成干擾。

立論推論偏頗 欠缺數據科學分析

林筱魯進一步指出，「再說生態旅遊，如果你只是抽出某些個別事件，然後將它普及化，這樣的立論基礎是有問題的。」他認為，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基於全面的數據和科學分析，而非僅僅依賴零散的案例來推導結論，《報告》提到的土地規劃範圍與實際面積不符，「例如，一比二萬的比例圖中，一毫米的線條在實地就可能代表20米的寬度。你怎能用這樣的圖來精準對比數據呢？」他認為，這種對概念圖的過度解讀，只會誤導公眾，製造不必要的矛盾。

生態旅遊非排除人類活動

對於《報告》引用新加坡、哥斯達黎加等地的所謂生態旅遊「失敗案例」，林筱魯認為有關例子未能考慮香港的獨特性，「我們不能用亞馬遜森林的管理模式來套用在香港這樣一個高度密集的城市上。」他指出，香港的特性在於「人與自然的界線非常模糊」，「我們的郊野公園就在城市的背後，甚至有些樹木可以伸到居民的露台，這是全世界少有的情況。」

林筱魯認為，生態旅遊並不是排除人類的存在，而是要結合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實現和諧共存。他補充道：「如果我們將生態旅遊的生態定義為只有自然生態，那麼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報告》對生態保育的理解過於狹隘，未能考慮到農業生態的重要性。他舉例說：「米埔是一個農業生態，很多魚塘的存在其實是支持了當地的生態系統。如果你不去養魚，那鳥吃什麼呢？你怎麼可能排除農業這種人類活動？」他批評，《報告》在這方面的分析過於簡化，未能全面考慮香港的生態旅遊特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