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 一直專注於爭議解決、風險管理及調解領域的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創會主席、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院長羅偉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的時候表示，「相較於傳統訴訟的冗長和對抗性，調解能快速解決糾紛的同時，引導當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形成合作思維，98%使用者都會自覺履行協議。」
羅偉雄舉出兩個案例，第一個為「長短視頻版權保衛戰」。2021年，許多長視頻平台與短視頻平台為版權問題於法庭上交鋒。以長視頻的騰訊與短視頻的抖音之爭為例，2021年6月至12月期間，以侵害著作權為由的騰訊，於全國13個省份的18間法院起訴抖音高達168次，標的額更超過29.43億人民幣（約32.15億港元），即平均每次涉逾1,900萬港元。直到2023年，逐漸有長及短視頻公司在調解員的介入下，達成合作，雙方圍繞視頻聯動推廣及二次創作等方面進行協調。「從互斥的競爭關係，變成強強聯手，優勢互補，打破零和博弈，找到彼此價值交匯處，是傳統訴訟和仲裁所難以達到的境界，亦是調解的魅力之處。」
另一個案例為，有化妝品公司早年因貨品質量問題與供應商拉開訴訟序幕，導致雙方在法庭上耗費了大量的金錢與精力。在調解員的介入下，化妝品公司將合格貨品與瑕疵貨品分渠道銷售，即合格貨品正價出售，而瑕疵貨品以折扣價或於其他非專櫃店出售，「這讓原本只有1個銷售渠道的環境擴充為4個，更為雙方獲取約16億元的銷售額」，形容調解是一個「1+1大於2」的制度。
羅偉雄表示，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平台中有國際調解服務，並已形成全球覆蓋網絡，目前海外有8個分中心及2個人才發展基地，內地有16個分中心及3個人才發展基地。全球有50多個國籍的調解員參與相關服務。服務範圍已從沒有經濟利益的家事糾紛到涉及百億美金的商業爭議或國際糾紛，跨度廣闊。國際調解院的落成，有多個爭議範疇可涵蓋，包括：國與國之間的爭議、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的爭議等。
有關調解機制，羅偉雄表示，相較於傳統的訴訟制度，其屬收費過高，時間過長、零和博弈。使用該機制解決糾紛的時間越長，會對雙方的傷害越大。而調節制度的時間成本相較於其他制度的10%，「例如一般跨境訴訟需時經年累月，而國際調解通常3個月內完成，時間及費用價格能大大節省。」又指會自主經過調解制度解決爭議者，最終履行協議高達98%，大節省司法成本。
此外，他又例舉香港調解機制三大優勢：擁有成熟的調解與爭議解決架構；有關機構獨立於政府從而更獲得國際認可；香港調解系統已發展至第15代，遠超歐美國家的第8代至第9代。他又指，雖然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世界有一定地位，但與國際調解屬於「共生互補」關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去年審理案件量約500宗， 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逾400宗，其他大型仲裁院亦只有約200宗，惟全球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糾紛未被有效解決」，調解高效處理案件能與仲裁形成良性互補。
針對國際調解院創始成員國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以影響調解員收入的質疑，羅偉雄指，歐美傳統爭議解決機制已顯僵化，新興經濟體及非富庶地區對高效、低廉爭議解決機制的需求正快速增長，他預計，隨著國際調解院總部的落地，明年案件量有望翻倍，未來的需求亦會越來越大，形容國際調解是「藍海市場」。
在人才供給方面，羅偉雄認為調解將成為法律及職場人士的新趨勢。有志從事調解者，可以從綜合調解員，到國際調解員、國際調解專家，再到資深國際調解專家，每個級別都有考核機制。根據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資料，目前全港有約2,200名本地調解員，及300名國際調解員，當中國際調解員中的律師約佔30%。羅偉雄表示，目前香港1.4萬名律師中，擁有調解牌照者少，反映市場潛力巨大。而內地律師已逾70萬人，行業競爭激烈，加上人工智能（AI）亦在衝擊傳統法律服務，調解行業為法律人士提供突破瓶頸的新途徑，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正計劃，在本年度增加40名培訓人員，並在明年年底前將師資數量增至300人，而明年將培訓5000名調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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