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金耀基先生，社會學家，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熟悉的人皆尊稱金公，香港文化界碩果尚存的重鎮之一。想用清澈之筆簡要勾勒出金公一生的立言和事功，殊非易事。

金耀基教授當然是蜚聲海內外的學者。早在近60年前，剛三十而立的他，就以一本前瞻性著作《從傳統到現代化》在台灣學術界嶄露頭角，一書風行，從此開啟畢生學術志業。直到今年初，他還新出版了堪稱該領域扛鼎之作的《中國的現代轉向》一書。中國的現代化研究之課題，看似玄奧虛蹈，空靈高遠，實際是整個20世紀華人學術界的最大顯學。概因晚清以降的中國積貧積弱，風雷巨變，華夏之邦如何救亡圖存、民富國強，完成社會和諧轉型，從此走上現代文明秩序之路，其實是一代代中國知識精英殫精竭慮、上下求索的共同心願與使命。因此，金耀基的苦心孤詣，不能不說是其畢生家國情思、個人卓識宏願、學術潛沉升華三者砥礪下的心血凝結所在。「但知青春換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這是被譽為「中國現代化理論第一人」的金耀基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本報開闢「人文」欄目，以金教授作為第一位受訪學者、呈現其學術思想的重要原因。

本次採訪就在金耀基教授沙田馬場的家中進行，樓外所見就是沙田跑馬場。客廳和書房堆滿他自己的著作和朋友送贈的各種書籍，四壁書牆，滿室馨香，是香港已經難得一見的詩書人家樣貌。退休20年長居於此，他命之曰：「不陋居」！

客廳掛了張他特別欣賞的畫家豐子愷的小畫，那種達觀、自在與逍遙，是他一直嚮往的精神世界。

高壽九零，立言百萬；福壽雙全，兒孫滿園。人生憂患始而晚年盡多自得之樂，早前亦有鄭州、洛陽「九十書法展」，金公一生，可稱「壯遊無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學術研究的終身志業都是有關中國的現代化。從1966年您最早的著作《從傳統到現代》，到2025年最新出版的《中國的現代轉向》，念茲在茲的都是中國如何完成現代化轉型這一命題。為什麼現代化問題如此重要？

金耀基：自《從傳統到現代》發表後的半個多世紀，研究中國現代化以及中國現代性建構，確是我的學術志業所在。1959年完成碩士論文後到1964年首次赴美，我始終為一個縈懷不去的問題做深切思考，那就是「中國的出路」，這也是百年來幾代中國知識精英思考的問題。那時我已初步有了「中國現代化是中國當有、也是唯一出路」的想法。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始自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戰敗，乃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又大敗，遂有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再到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1949年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國家建構，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1949年後台灣地區有經濟與政治現代化。現代化在中國的發展一直是有歷史的「方向性」的。這個方向性，即是從一個前現代（傳統性）社會向現代性社會轉變。這18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學術乃至生活形態方面，均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巨大變化，從根本上說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造成的。

應該強調，中國的現代化運動，絕不僅是只求國家的富強，亦即消極的「救亡圖強」；最終指向的更是積極地建立一個中國的「現代性」，即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中國前現代的傳統的文明秩序（一個主要以儒學三綱六紀為規範的帝國的天下秩序）已傾塌解構，而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還遠遠沒有完成，今天仍處於一個社會文明大轉型的過程中。

中國要現代化這個認知，是一步步形成的。最早曾李搞洋務自強運動，英國人的船堅炮利，清廷的土槍木棍根本沒法阻擋，因此有了初步技術現代化的「自覺」。但搞了幾十年洋務，到甲午戰爭還是輸了，怎麼會輸給日本這樣一個蕞爾小國？康梁搞維新運動，就已經有了進一步的「自覺」：器物的現代化是不夠的，還需要「制度現代化」。康梁的「君主立憲」和孫中山的共和革命，更要求國體的變革。中國兩千年來沒人考慮過國體問題。孫中山洞悉世界潮流，他的「自覺」就是帝制王朝已經不行了，中國一定要走向共和民主：過去一朝一姓的「私天下」，一定要走向一個「公天下」的民族國家的新格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又發現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政府，但沒能建立共和民主。如實說，當時不止一般民眾，連許多政治人物都理解不了民主。哲學家杜威（J Dewey）就認為中國要有一個民主啟蒙的思想運動。陳獨秀、胡適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把中國現代化運動由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帶進到思想文化層面。

不過接下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按李澤厚先生的說法：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過各種主義的主張：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易卜生主義等等。整體地講，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啟蒙運動」，啟蒙的主旨是指社會的解放、個體的解放，但在當時，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爭民族的獨立、國家的自由，也即是「集體」的解放。「集體」的解放（即國族的獨立與自由）遠遠迫切過「個人的解放」。1920年代孫中山就曾表示了國家自由在個人自由之上的觀點。要救亡，要救國家、民族於危亡，就要把「集體」的利益放到「個體」利益之上。這是大我與小我的關係，沒有「集體」的解放，「個人」解放就沒有可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啟蒙解放的層面就從「個體」轉到了「集體」。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是在這樣的思潮背景下興起的。

這也影響到中國20世紀的兩個革命政黨：一個中國國民黨，一個中國共產黨。兩個革命政黨要幹什麼？救亡。救國家民族於危亡！啟蒙運動裏本有的「個體」解放部分，由此被壓倒。從中華民族尋求自強的現代史角度看，「救亡壓倒啟蒙」是有歷史的邏輯性的。中國這百多年的現代化的努力目標，就是「救亡圖強」。

回到你的提問，我確實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進入「現代」的必由之路；中國政治的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重中之重；而從古典的「民本」走上現代的「民主」，則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歷史之路。這是我一生的學術信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鴉片戰爭發生到今天已有180多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迄今也有100年以上，您認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中國的現代化文明秩序」。今天來看，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完成了嗎？

金耀基：我以為，迄今已近兩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一個「有方向性」的歷史大工程，其中有三大主旋律：一、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二、從君主帝制轉向共和民主；三、從經學轉向科學。這也是我中國現代化研究的三個方向，我的重點是在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和學術教育的現代化。

第一個主旋律，中國必須由傳統的農業文明走向現代工業文明，工業文明是現代文明的底色。工業化可以說是人類 20 世紀最重要的發展主線，這是人類共通的大道。歐洲如此，亞洲如此，全世界都如此，中國當然肯定也要走工業化這條路。但說出來容易，實踐起來實難。中國最早從洋務運動開始，除造船、製槍炮、搞軍事現代化外，還成立招商局、同文館，初步建立民族工業迄今一百多年，社會轉型非常劇烈，到今天中國農業人口依然還佔總人口的高比率，但農業產值在GDP中的佔比已顯著降低。應該說中國的工業化轉型已在相當成功地進行中。最近的人工智能發展是第四次工業化的核心驅動力，中國在這方面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地位的。

第二個主旋律，是從君主帝制到共和民主，簡言之是政治現代化。中國在1911年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相同的是，統治正當性的權力來源都已從天命攸歸說轉到了人民主權說。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人民對共和民主的觀念已經基本有所覺醒，都認為共和民主是國家的精神所在。

第三個主旋律，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由「經學」時代轉向「科學」時代。要知道1905年是愛因斯坦發表狹義相對論之年，中國還在爭論科舉之存廢，想想看中國跟時代、跟科學脫節有多遠！那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要進入「現代」，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基本上就是要發展科學。可當時中國對西方的科學不是無知，就是無動於衷。楊振寧先生告訴我：1900年全中國沒一個人懂得微積分。兩千年的教育基本是「經學」的教育。中國真是幸運，不只有孫中山，還有蔡元培。蔡元培改變了中國的大學教育。自北大開始，「經學科」已不在大學的新知識譜系中，大學知識譜系裏佔最核心位置的是科學。經學中的《詩經》、《春秋》、《易經》都分屬大學文科中的各個學系。這是中國百年學術文化最深刻的變化。這我在《百年中國學術之變與發展：從經學到科學的範式轉變》的論文中，有詳盡的論述。可以確定的是，科學包括科技的發展，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根本驅動力。

我補充一句吧，我個人相信，中國的現代化在21世紀可以完成，但路還是很曲折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建設現代化的這三條主線，發展到今天似乎不完全同步，原因是什麼？從您的研究來看，中國現代化的下一步有哪些工作要做？

金耀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果從「救亡圖強」這個視角來看，當中國已被公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救亡圖強」已經完成。中國現代化接下來的大目標，就是建構一個中國現代文明，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也是我所提有別於「西方現代性」的「中國的現代性」。這個願景目前並未完成，但已見到強力的勢頭與希望。

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涉及到文化和個人自由的問題。要建構現代文明，離不開一個合適的文化環境。而文化發展的前提，需要有充分的個體自由。沒有充分的個體自由，不能有高度的文化發展（當然也包括經濟發展）。中國要想保持文化高度，建構起真正的現代文明，跟政治現代化有絕對關係。如果說過去啟蒙被救亡壓倒有歷史的邏輯，亦即「個體」自由為「集體」自由所壓倒，是中國一個特殊歷史階段的必然性，那麼國家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世界第二甚或最大經濟體時，就應該擺脫那種救亡心態：中國今日需要的是在「集體」自由與「個體」自由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亦即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找到一個相輔相成、互為發展的平衡點。

我必須說，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文革」造成的一片荒原上，為中國共產黨找到了「絕地再生」的發展機遇，也為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開啟了新的里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之外，並沒有開展「政治現代化」，但他盡力為「集體」與「個體」的自由尋求合理的平衡點：他堅持社會主義，但推倒一切社會主義專政的教條；他的「市場」社會主義的理念，正為「黨國」的安全考量外， 開啟中共建國以來最大的經濟與文化的自由。此所以四十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個「百花齊放」、生猛有力的私營經濟，同時還催發了五四百年以來一個初步的「文藝復興」（請參看我的《回眸五四百年：簡談中國的兩個『新文化』》，收入到我的《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一書中）。正因為此，我才有底氣說中國現代化的「救亡圖強」任務已經完成，同時，中國也有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機遇和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取得豐碩成果，不過歷史的進程有時充滿弔詭。全球化曾經是全球共識，但現在全球政經領域似乎都有脫鈎、去全球化趨勢。全球化會倒轉嗎？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會中斷嗎？現代化與全球化是怎樣的關係？我們對現代化與全球化應有什麼樣的認識和態度？

金耀基：現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第一」的口號下，掀起瘋狂的「關稅戰」，為世界的自由貿易築起高牆厚壁。這顯然是「去全球化」的強烈信號。特朗普對於關稅的策略與放話，顛亂「無厘頭」，最後不知將是何種光景收場。但他已造成世界貿易的混亂，如果美國以及其召喚的「盟友」真對中國實施經濟（不止貿易）「脫鈎」，對中國當然會造成重大傷害。但是，其結果可能是「傷敵八百，自損一千」！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不只是世界貿易、經濟大國，而且是一生生不息的現代化大國。特朗普的無理挑釁，對中國在經濟、貿易上會有一時的挫傷，但中國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現代化大業不會「中斷」，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也不會「倒轉」。

在這裏我要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經濟全球化」大潮，是與一個二戰後形成的「全球現代化」大潮「合流」的。根本上說，沒有「全球現代化」，也就不會有「全球化」。在中國知識人中，百年來一直有一個「現代化問題」，亦即傳統與現代是相斥對立抑或相生互濟的關係？到了近年則有了另一個「全球化問題」，亦即「全球」會淹沒了「地方」（指本地或民族文化），抑或全球反會激發地方（民族）文化？我的前輩學人費孝通先生晚年特別關注「全球化問題」，並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呼籲。費老仙逝後，我在2017年被邀為「費孝通先生講座」的主講人，我在北京大學作了《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建構》七千字的演講，正是對費先生「文化自覺」呼聲的一點回應。容許我轉錄我演講中的一段文字：

經濟全球化引發了文化全球化的激烈討論。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問題，就是前面所說的「全球性問題」。基本上，原來一個以「時間」為度向的「現代性問題」，在全球化脈絡裏，已轉為一個以「空間」為度向的「全球性問題」。現代性問題涉及傳統與現代二者之關係，全球性問題涉及的則是全球與地方（本地）二者的關係。「簡單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論，以為全球化是全球淹沒了地方（local，可譯為本地，此亦指民族文化），正如「簡單化」的現代化理論以為，現代化是現代取代了傳統。事實上，現代必然由傳統轉化而來，現代中不可能沒有傳統。我曾說，「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而全球化則不是全球淹沒了地方，反是激發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沒有地方。我要說：「沒有『沒有地方的全球化』。」

金耀基：大學之道不能止於「至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在現代化研究之外，金耀基教授的學術研究，還有兩個頗受重視的領域：一個是有關「大學之為何物」的教育問題研究，一個是香港的政治治理。前一項起於金耀基1975年在劍橋大學的訪學，對這家中古時期創立大學的千年存在之幽思，啟發了他對大學理念，大學在發展知識、培養人才、推動時代進步等方面作用的興趣。相關研究思考已匯集出版為《大學之理念》與《再思大學之道：大學與中國的現代文明》兩書。應該說這是自蔡元培先生後，華人世界少有的以中文系統論述大學之道的著作。在近幾十年來海內外經濟騰飛、兩岸及港澳大學教育崛起、學府多有衝擊世界名校之志的背景下，金耀基的研究，不能不有其發人深省的獨特價值，亦常常引發關注教育者的共鳴。後一項研究的主題為《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發表後引起學術界特別是香港社會的廣泛討論，「回響之大，非我所預料」。此「不虞之譽」，亦使金耀基在香港立名揚聲，由此成為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人的「座上賓」。

在學者身份之外，金耀基先生其實還有一個在海峽對岸曾廣為人知的時論家身份。「文人論政」，他在當時的台灣大報《中國時報》等寫有不少時論文章。緊迫的時代問題，使他無法埋頭於書齋，「躲進小樓成一統」，只書寫與現實渺然無涉的高文典冊，而在當時台灣社會轉型的重要時刻，風雲際會，扮演了學者與知識分子的雙重角色。「凡在一個時代，特別是社會正處在危盪之際，冷靜地去做一個純粹的學者，這個人不是有特殊的定力和心理結構，便恐怕是復觀先生所說的『麻木無所感觸』的了。」這段金耀基1982年紀念台灣學者徐復觀的文字，其實也是他關注家國命運、情思激盪的寫照。

學術和時論寫作之外，金耀基更以散文寫作和書法名世。他的文章文字典雅，情感雋永，往往融記人、敘事、抒情、說理於一體，有典型的明清小品文風格。以筆者之見，其中《王雲五先生墓志銘》和《天人合一亭——香港第二景》等或是其代表作，短短數百不到千字之文，盡顯斐然文采和超拔見識，是歸有光散文一派的文脈浮現。其散文三部曲《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分別敘寫英國、德國和中國大陸旅居時的逸興文思，在在顯現出一名有中國古典文學功底、又受到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型散文家的深厚功力及開闊視野。「這是文學的神韻，是社會學的視野，是文化的倒影，更是歷史多情的呢喃，都在金耀基的胸中和筆下。」散文名家董橋名之為「金體文」。書法方面，金耀基幼承庭訓，翰墨風流，已是譽滿海外的書法名家。其書體風格氣韻生動、搖曳多姿，自成一格，字裏行間常有敦煌飛天之態，文史大家余英時譽之有「一家面目」，或可雅稱「金體書」。

因其多方面成就，金耀基教授早已具有超出社會學界的影響力，有論者甚至將之與歷史學家余英時等三人並列，「在他們身上既有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又有中國文人傳統，在學術上各有所長，堪稱海外中國研究三大家」。

這也是金耀基的特異秀拔之處，他既是飽讀詩書，深受傳統文化熏陶、趨向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生活方式的中國式學者，同時又是認同西方自由價值觀、穿西服打領帶抽煙斗的現代型知識分子。他的風儀氣度，全然不似「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傳統知識人路數。

他沒那麼嚴肅，而是「望之俊然」，青年時期的照片即已顯出貫穿一生的自信自立、風度翩翩氣質，至今仍有生機勃勃的少年氣；「即之也親切」，他的親切感是自然而然就散發開來的。記者一行去訪問他，即使是初相見，沒多久就已是滿座春風，都被他的親切、周到、良言所吸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鴉片戰爭迄今，歷史學家唐德剛說中國是在走「歷史的三峽」，他認為徹底走出要200年，即從1840年到2040年。您認為中國完成真正的現代化轉型還要多久，路徑和方法又是什麼？

金耀基：你問中國現代化轉型還要多久，我想你是問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需要多久才能完成。我認為最中心的考慮是一個關於教育的問題。今天，大學與科學是一共生體，前面說到，大學是知識工業的重鎮。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人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看中國也好，看美國也好，要知道一個國家的明天，最好就看今日的大學教育怎樣？學生的生命姿態怎樣？學生的價值理念怎樣？而看大學教育不只看其水準，也要看大學教育所培育、傳承怎樣的知識內涵？講到這點，我必須說，今天的研究型大學在創造知識上非常傑出，但在學生的培養上往往是有偏失的。簡單說今天研究型大學為學生所開設的課程，90%以上是「科學」的知識，亦即是求「真」的「知性之知」；而傳統講「德性之知」的知識，亦即關乎道德與價值的人文知識，往往被邊緣化，甚至「失位」了。此所以哈佛大學的魯易斯（Harry Lewis）會寫出《卓越但沒有靈魂：一間偉大的學府如何會忘掉什麼是教育》（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這樣的書！他批評他所屬的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是沒有「靈魂」的，正因為哈佛的本科教育缺失了「德性之知」的人文知識。

在科學當陽稱尊的氛圍下，中國2000年信奉不疑的「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實際上已在今日大學中漸行漸遠，被新的大學之道所取代，即「大學之道，在明明理（明科學之理），在新知（創科學之新知），在止於至『真』」。

我對大學求「真」的科學知識絕對肯定與歡迎，但大學如果失去了「德性之知」的價值知識，我會感到不安。我相信中國的大學在構建中國「現代文明」的過程中，應該扮演一個關鍵角色，而中國的現代文明必須包括「真、善、美」三大知識範疇，大學在求「真」之外，也必須承擔起求「善」、求「美」的使命（在中國，善與美是互通的，至善者也必至美）。所以我認為古今的「大學之道」應該並立共舉，不可偏廢，這也是我有《再思大學之道》一書的由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對大學教育素有研究，出版過《大學之理念》等多部著作。曾有一種說法：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或是「華人的世紀」。您的看法很冷靜：如果華人社會沒有五十到一百間的第一流大學，就很難想像21世紀會是華人的世紀。大學為什麼這麼重要？想聽您對今天大學教育的觀察和思考。

金耀基：大學在現代社會已經處於一個「中心」的地位。我上面已經一再提到，在二十世紀，大學已是「知識產業」的重鎮，所有經濟、軍事、科技的進展都依賴「知識」。如實地說，一個國家的國力表徵，不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是一種「知識力」的展現。而大學恰恰是知識力的主要源頭。二十世紀之所以是「美國的世紀」，還是因為美國擁有近六十間以上的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現代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功能，不只是培育人才，更是創新知識。

香港的大學在過去四十年中取得了極為耀眼的成績。今天香港的公、私立大學已有十間以上，最難得的是其中五間更位居世界百強之列（五間之中有兩三間還進入世界五十強）。在世界城市中，香港是獨一的。當然，我們知道，中國內地過去四十年來都奔跑在現代化的快車道上，所創下的驚人的經濟成績，有目共睹。在大學的發展上，百年名校的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大、交大等，都一一光彩重顯，昂然進入世界大學的前沿。世之論者，都認為中國大學教育之復興為中國和平崛起的根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學在科技方面有傑出成就，中國的科技專利已超過美國，美國刻意對中國科技的打壓，決不能長期阻擋中國科技的發展與創新。最近，一群浙江大學的畢業生創建了DeepSeek，震驚世界，也令我老懷歡暢。

回到大學這個主題，中國的現代化，講到底必須依賴知識，而大學是創造知識的主要基地，因此大學在中國現代化中扮演了根本性的角色。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是建構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這個文明秩序，不只是經濟的、政治的，也必然包括道德、倫理與美學的秩序。因此我要再次強調，今天中國的大學的「大學之道」，追求「至真」還不圓滿，還要追求「至善」和「至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已在香港生活了55年，您在文章中寫「每次回香港都有回家的感覺」。請教您，香港吸引人的是什麼？幾十年過去了，香港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香港的機遇又在何處？香港要繼續保持競爭力，需要堅守的是什麼，哪些是不應該改變的？

金耀基：內地是我的原鄉，台灣我生活過18 年，從中學讀到大學、研究所，父母都埋骨於那裏的青山，香港我待過最長時間，迄於今日。這三個地方都是我的家鄉。上帝的安排真是很奇怪，當年香港被割據給英國人時，清朝皇帝都不知道香港是在哪裏。沒想到到了20世紀香港成了「東方之珠」，變成一個一流的國際都市，有商業上的璀璨成就。

香港為什麼能吸引人？我認為，首先就是香港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當年中國知識人所嚮往的「自由」。五四「救亡壓倒啟蒙」的變奏，壓倒的正是「個體自由」。「救亡壓倒啟蒙」高舉的是「集體」的解放，也即國家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在當年歷史脈絡裏必然這樣，當年中國任何一個有民族憂患意識的人不可能會說：我要個人自由，不要國家自由。但香港沒有這個負擔。

香港真正使人安心的是「法治」。五四時期先賢們追求賽先生、德先生，卻沒有追一個「羅先生」（法律Law），是很可憾的。有法治的地方，沒有民主，但可以有自由；法治不落地的地方，不會有自由，也不會有真正民主。香港的「法治」，為社會提供了「秩序」，為個人提供了「自由」。蘇東坡有詩：「此心安處是吾鄉。」在香港生活的人，不論原住地是何處，但香港法治使人心安，便不知不覺視香港為家鄉了。

鄧小平先生在香港九七回歸的問題上，堅定收回主權，但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這是極具智慧的制度創建。它保障了香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當然也保障了香港的法治與個體自由。坦白說，香港回歸28年，也曾經歷了多次挑戰（移民潮）與劫難（2019年修例風波），但今日仍然保有一定的吸引力與競爭力（香港仍是最自由的經濟體）。說到底，還是因有「一國兩制」的憲制保障。重中之重，香港需要堅守的是「法治」，不應該改變的也是「法治」。法治在，香港的生活方式、香港的國際性、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教育樞紐地位、香港人創造機遇的活力與信心，都還會在，不僅有今日，還有明天。

國安法落地香港後，對於其中一個論點，即「因國安法的刊布，香港的法治已死」，我認為是過度解讀了。香港法治之「死」與「生」，不是決之於香港有沒有國安法，而是決之於香港法官在審理事件時是不是遵守「程序理性」，是不是具有Dicey和海耶克的「法治觀」。當然，今天香港的法治受到了考驗，但迄至此刻，我對香港的法治是有信念的。我深以為香港的法治，作為一種制度和文化，都是值得兩個中國人社會內地和台灣，借鏡取鑒的。

【特寫】「但知青春喚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

「聽其言也生動」，金耀基先生口才辨給，出口成章，記憶力超強，年輕時即有片言解紛、一座俱歡之才。還在新亞書院時期，主持每月一次的「文化聚談」，發言嘉賓中不乏金庸、余光中等大家翹楚，他每次介紹嘉賓的吉光片羽、短言簡辭，往往受到聽者激賞。即使已九十高齡，他仍頭腦敏捷，反應無間，不拿草稿、不看提示，滔滔不絕兩三個小時，敘事之流暢，邏輯之清晰，讓人嘆服。對最新的國際時事和科技動態，他也一清二楚，新出AI產品「豆包」、DeepSeek等術語脫口而出，其間還不時提起在場同事的姓氏，以使有所參與討論。

「金鱗豈是池中物，一遇風雨便化龍。」金耀基先生一生的際遇成就，固然是他的遠見卓識、才華文思所致，也未嘗不是個人明智選擇以及上天護佑的結果。還在青年時代，他老師寫信談他未來的人生路徑：「吾弟出處，治學或從政，皆是相宜，惟擇一而專心為之，成就必更大。」這是老師的知人論世。對他有寄望的友朋亦多有人在。台灣名士、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就曾寫信建議他從政。不過，當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當面邀請他出任立法局議員時，他當即婉拒。港督府秘書私下說：「沒有人會拒絕港督邀請的。」

但也不要以為金耀基就是不問政治、在政治領域沒有是非原則的鄉愿。白雲浮狗，世事滄桑，不動的永遠是人心人性，變與不變，端看當時的社會結構和實施條件。他對重大時事問題有自己的定見，也不吝於寫政論和通過媒體採訪來表達。其觀點有時未必會被各方接受，有的甚至引起過軒然大波，他還是想說的就說，這是他在嚴謹學者本色之外，知識分子的率真灑脫一面。在本次訪談中，他的部分觀點也有所呈現。

這應該也是他屢遇前輩和上司欣賞厚遇，一生交遊廣闊，和幾代海內外知識界巨子錢穆、徐復觀、殷海光、楊振寧等交誼厚重的個性底色原因。余英時先生去世前當晚，還和他隔洋通話。他說他和余先生專業不同，對世事觀點亦未盡相同，但兩人相悅相識，聲氣相通。他說：「我和英時大兄半世紀的相知相交，是有緣，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深感『有緣有幸同半世』。」

2025年2月14日是金耀基先生90歲生日，回望往日歲月，金耀基先生雖幼年遭遇戰亂，但也趕上和平年代以及知識分子受尊重的好時候，因緣際會來到香港當教授，交遊廣闊，可說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多年來，做學問、寫文章、辦教育，立言立德，人生可稱圓滿。在這個階段的金公，還有什麼感想想要和讀者分享？

「最近我送了友人一幅字。于右任曾經寫過一首詩，前面兩句是：『不信青春喚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第一句話充滿浪漫的豪情，相信青春可以喚回；第二句話是對中國歷史或個人的書寫，充滿可以不朽的信念。我改了首句兩個字，用『但知』換了『不信』，即『但知青春喚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這是對我自己說的：青春是喚不回來了，但相信我寫的東西應該不會完全成灰。」

金公言，每個人都生活在當下的每一天，盡可能不要讓光陰虛度，要時刻不忘充實自己，把事情做好。「到了像我一樣的年紀時，總會回過頭來想，有沒有浪費生命？世上很多人的生命是浪費掉的。有的當然是因客觀原因，一個大運動來了，再有自我反省能力也無法特立獨行，這不是哪個個人可以抵擋的。所以，我覺得我這一生是很幸運的，成人後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厄運。我們活着，有時也要提醒一下自己活着的意義。坦白說，我是很入世的，我從沒有懷疑過活着的意義（有太多的原因）。也許我喜歡書寫，一生與書寫結下不解之緣，故說：『我書寫，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