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片）對話金耀基上篇：中國現代化本世紀可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金耀基先生，社會學家，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熟悉的人皆尊稱金公，香港文化界碩果尚存的重鎮之一。想用清澈之筆簡要勾勒出金公一生的立言和事功，殊非易事。

金耀基教授當然是蜚聲海內外的學者。早在近60年前，剛三十而立的他，就以一本前瞻性著作《從傳統到現代化》在台灣學術界嶄露頭角，一書風行，從此開啟畢生學術志業。直到今年初，他還新出版了堪稱該領域扛鼎之作的《中國的現代轉向》一書。中國的現代化研究之課題，看似玄奧虛蹈，空靈高遠，實際是整個20世紀華人學術界的最大顯學。概因晚清以降的中國積貧積弱，風雷巨變，華夏之邦如何救亡圖存、民富國強，完成社會和諧轉型，從此走上現代文明秩序之路，其實是一代代中國知識精英殫精竭慮、上下求索的共同心願與使命。因此，金耀基的苦心孤詣，不能不說是其畢生家國情思、個人卓識宏願、學術潛沉升華三者砥礪下的心血凝結所在。「但知青春換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這是被譽為「中國現代化理論第一人」的金耀基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本報開闢「人文」欄目，以金教授作為第一位受訪學者、呈現其學術思想的重要原因。

本次採訪就在金耀基教授沙田馬場的家中進行，樓外所見就是沙田跑馬場。客廳和書房堆滿他自己的著作和朋友送贈的各種書籍，四壁書牆，滿室馨香，是香港已經難得一見的詩書人家樣貌。退休20年長居於此，他命之曰：「不陋居」！

客廳掛了張他特別欣賞的畫家豐子愷的小畫，那種達觀、自在與逍遙，是他一直嚮往的精神世界。

高壽九零，立言百萬；福壽雙全，兒孫滿園。人生憂患始而晚年盡多自得之樂，早前亦有鄭州、洛陽「九十書法展」，金公一生，可稱「壯遊無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學術研究的終身志業都是有關中國的現代化。從1966年您最早的著作《從傳統到現代》，到2025年最新出版的《中國的現代轉向》，念茲在茲的都是中國如何完成現代化轉型這一命題。為什麼現代化問題如此重要？

金耀基：自《從傳統到現代》發表後的半個多世紀，研究中國現代化以及中國現代性建構，確是我的學術志業所在。1959年完成碩士論文後到1964年首次赴美，我始終為一個縈懷不去的問題做深切思考，那就是「中國的出路」，這也是百年來幾代中國知識精英思考的問題。那時我已初步有了「中國現代化是中國當有、也是唯一出路」的想法。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始自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戰敗，乃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又大敗，遂有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再到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1949年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國家建構，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1949年後台灣地區有經濟與政治現代化。現代化在中國的發展一直是有歷史的「方向性」的。這個方向性，即是從一個前現代（傳統性）社會向現代性社會轉變。這18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學術乃至生活形態方面，均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巨大變化，從根本上說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造成的。

應該強調，中國的現代化運動，絕不僅是只求國家的富強，亦即消極的「救亡圖強」；最終指向的更是積極地建立一個中國的「現代性」，即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中國前現代的傳統的文明秩序（一個主要以儒學三綱六紀為規範的帝國的天下秩序）已傾塌解構，而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還遠遠沒有完成，今天仍處於一個社會文明大轉型的過程中。

中國要現代化這個認知，是一步步形成的。最早曾李搞洋務自強運動，英國人的船堅炮利，清廷的土槍木棍根本沒法阻擋，因此有了初步技術現代化的「自覺」。但搞了幾十年洋務，到甲午戰爭還是輸了，怎麼會輸給日本這樣一個蕞爾小國？康梁搞維新運動，就已經有了進一步的「自覺」：器物的現代化是不夠的，還需要「制度現代化」。康梁的「君主立憲」和孫中山的共和革命，更要求國體的變革。中國兩千年來沒人考慮過國體問題。孫中山洞悉世界潮流，他的「自覺」就是帝制王朝已經不行了，中國一定要走向共和民主：過去一朝一姓的「私天下」，一定要走向一個「公天下」的民族國家的新格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又發現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政府，但沒能建立共和民主。如實說，當時不止一般民眾，連許多政治人物都理解不了民主。哲學家杜威（J Dewey）就認為中國要有一個民主啟蒙的思想運動。陳獨秀、胡適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把中國現代化運動由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帶進到思想文化層面。

不過接下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按李澤厚先生的說法：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過各種主義的主張：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易卜生主義等等。整體地講，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啟蒙運動」，啟蒙的主旨是指社會的解放、個體的解放，但在當時，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爭民族的獨立、國家的自由，也即是「集體」的解放。「集體」的解放（即國族的獨立與自由）遠遠迫切過「個人的解放」。1920年代孫中山就曾表示了國家自由在個人自由之上的觀點。要救亡，要救國家、民族於危亡，就要把「集體」的利益放到「個體」利益之上。這是大我與小我的關係，沒有「集體」的解放，「個人」解放就沒有可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啟蒙解放的層面就從「個體」轉到了「集體」。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是在這樣的思潮背景下興起的。

這也影響到中國20世紀的兩個革命政黨：一個中國國民黨，一個中國共產黨。兩個革命政黨要幹什麼？救亡。救國家民族於危亡！啟蒙運動裏本有的「個體」解放部分，由此被壓倒。從中華民族尋求自強的現代史角度看，「救亡壓倒啟蒙」是有歷史的邏輯性的。中國這百多年的現代化的努力目標，就是「救亡圖強」。

回到你的提問，我確實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進入「現代」的必由之路；中國政治的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重中之重；而從古典的「民本」走上現代的「民主」，則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歷史之路。這是我一生的學術信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鴉片戰爭發生到今天已有180多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迄今也有100年以上，您認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中國的現代化文明秩序」。今天來看，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完成了嗎？

金耀基：我以為，迄今已近兩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一個「有方向性」的歷史大工程，其中有三大主旋律：一、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二、從君主帝制轉向共和民主；三、從經學轉向科學。這也是我中國現代化研究的三個方向，我的重點是在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和學術教育的現代化。

第一個主旋律，中國必須由傳統的農業文明走向現代工業文明，工業文明是現代文明的底色。工業化可以說是人類 20 世紀最重要的發展主線，這是人類共通的大道。歐洲如此，亞洲如此，全世界都如此，中國當然肯定也要走工業化這條路。但說出來容易，實踐起來實難。中國最早從洋務運動開始，除造船、製槍炮、搞軍事現代化外，還成立招商局、同文館，初步建立民族工業迄今一百多年，社會轉型非常劇烈，到今天中國農業人口依然還佔總人口的高比率，但農業產值在GDP中的佔比已顯著降低。應該說中國的工業化轉型已在相當成功地進行中。最近的人工智能發展是第四次工業化的核心驅動力，中國在這方面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地位的。

第二個主旋律，是從君主帝制到共和民主，簡言之是政治現代化。中國在1911年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相同的是，統治正當性的權力來源都已從天命攸歸說轉到了人民主權說。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人民對共和民主的觀念已經基本有所覺醒，都認為共和民主是國家的精神所在。

第三個主旋律，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由「經學」時代轉向「科學」時代。要知道1905年是愛因斯坦發表狹義相對論之年，中國還在爭論科舉之存廢，想想看中國跟時代、跟科學脫節有多遠！那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要進入「現代」，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基本上就是要發展科學。可當時中國對西方的科學不是無知，就是無動於衷。楊振寧先生告訴我：1900年全中國沒一個人懂得微積分。兩千年的教育基本是「經學」的教育。中國真是幸運，不只有孫中山，還有蔡元培。蔡元培改變了中國的大學教育。自北大開始，「經學科」已不在大學的新知識譜系中，大學知識譜系裏佔最核心位置的是科學。經學中的《詩經》、《春秋》、《易經》都分屬大學文科中的各個學系。這是中國百年學術文化最深刻的變化。這我在《百年中國學術之變與發展：從經學到科學的範式轉變》的論文中，有詳盡的論述。可以確定的是，科學包括科技的發展，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根本驅動力。

我補充一句吧，我個人相信，中國的現代化在21世紀可以完成，但路還是很曲折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建設現代化的這三條主線，發展到今天似乎不完全同步，原因是什麼？從您的研究來看，中國現代化的下一步有哪些工作要做？

金耀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果從「救亡圖強」這個視角來看，當中國已被公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救亡圖強」已經完成。中國現代化接下來的大目標，就是建構一個中國現代文明，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也是我所提有別於「西方現代性」的「中國的現代性」。這個願景目前並未完成，但已見到強力的勢頭與希望。

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涉及到文化和個人自由的問題。要建構現代文明，離不開一個合適的文化環境。而文化發展的前提，需要有充分的個體自由。沒有充分的個體自由，不能有高度的文化發展（當然也包括經濟發展）。中國要想保持文化高度，建構起真正的現代文明，跟政治現代化有絕對關係。如果說過去啟蒙被救亡壓倒有歷史的邏輯，亦即「個體」自由為「集體」自由所壓倒，是中國一個特殊歷史階段的必然性，那麼國家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世界第二甚或最大經濟體時，就應該擺脫那種救亡心態：中國今日需要的是在「集體」自由與「個體」自由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亦即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找到一個相輔相成、互為發展的平衡點。

我必須說，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文革」造成的一片荒原上，為中國共產黨找到了「絕地再生」的發展機遇，也為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開啟了新的里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之外，並沒有開展「政治現代化」，但他盡力為「集體」與「個體」的自由尋求合理的平衡點：他堅持社會主義，但推倒一切社會主義專政的教條；他的「市場」社會主義的理念，正為「黨國」的安全考量外， 開啟中共建國以來最大的經濟與文化的自由。此所以四十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個「百花齊放」、生猛有力的私營經濟，同時還催發了五四百年以來一個初步的「文藝復興」（請參看我的《回眸五四百年：簡談中國的兩個『新文化』》，收入到我的《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一書中）。正因為此，我才有底氣說中國現代化的「救亡圖強」任務已經完成，同時，中國也有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機遇和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取得豐碩成果，不過歷史的進程有時充滿弔詭。全球化曾經是全球共識，但現在全球政經領域似乎都有脫鈎、去全球化趨勢。全球化會倒轉嗎？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會中斷嗎？現代化與全球化是怎樣的關係？我們對現代化與全球化應有什麼樣的認識和態度？

金耀基：現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第一」的口號下，掀起瘋狂的「關稅戰」，為世界的自由貿易築起高牆厚壁。這顯然是「去全球化」的強烈信號。特朗普對於關稅的策略與放話，顛亂「無厘頭」，最後不知將是何種光景收場。但他已造成世界貿易的混亂，如果美國以及其召喚的「盟友」真對中國實施經濟（不止貿易）「脫鈎」，對中國當然會造成重大傷害。但是，其結果可能是「傷敵八百，自損一千」！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不只是世界貿易、經濟大國，而且是一生生不息的現代化大國。特朗普的無理挑釁，對中國在經濟、貿易上會有一時的挫傷，但中國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現代化大業不會「中斷」，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也不會「倒轉」。

在這裏我要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經濟全球化」大潮，是與一個二戰後形成的「全球現代化」大潮「合流」的。根本上說，沒有「全球現代化」，也就不會有「全球化」。在中國知識人中，百年來一直有一個「現代化問題」，亦即傳統與現代是相斥對立抑或相生互濟的關係？到了近年則有了另一個「全球化問題」，亦即「全球」會淹沒了「地方」（指本地或民族文化），抑或全球反會激發地方（民族）文化？我的前輩學人費孝通先生晚年特別關注「全球化問題」，並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呼籲。費老仙逝後，我在2017年被邀為「費孝通先生講座」的主講人，我在北京大學作了《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建構》七千字的演講，正是對費先生「文化自覺」呼聲的一點回應。容許我轉錄我演講中的一段文字：

經濟全球化引發了文化全球化的激烈討論。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問題，就是前面所說的「全球性問題」。基本上，原來一個以「時間」為度向的「現代性問題」，在全球化脈絡裏，已轉為一個以「空間」為度向的「全球性問題」。現代性問題涉及傳統與現代二者之關係，全球性問題涉及的則是全球與地方（本地）二者的關係。「簡單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論，以為全球化是全球淹沒了地方（local，可譯為本地，此亦指民族文化），正如「簡單化」的現代化理論以為，現代化是現代取代了傳統。事實上，現代必然由傳統轉化而來，現代中不可能沒有傳統。我曾說，「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而全球化則不是全球淹沒了地方，反是激發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沒有地方。我要說：「沒有『沒有地方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