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鳳翔

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為的是謀取自身利益，類似的貿易博弈早有先例。「硝煙戰」（1840年英國挑起鴉片戰爭，用槍炮打開中國市場）、「匯率戰」（1985年的「廣場協議」推高日本物價）、「禁運」（1950年對中國的全面禁運切斷貿易往來）、「科技戰」（拜登任期對中資企業列黑名單、實施技術封鎖）等。當中，還有一項持續約半個世紀的政策 ——「配額制」，同樣深刻影響着全球貿易格局。

二戰前後：先進紡織業由西方轉向東方

在二戰前的世界經濟版圖中，紡織業無疑佔據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地位。歐美地區憑藉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在紡織技術、生產規模與市場拓展方面引領全球。英國的蘭開夏郡，作為棉紡織業的核心區域，林立的工廠與先進的紡織機械，使其成為世界棉紡織產品的重要供應地，產品遠銷全球。美國則在東北部和南部構建起紡織產業集群。

二戰後，全球紡織業格局迎來重大變革。日本迅速從戰爭創傷中恢復，藉助廉價勞動力與積極引進的西方技術，紡織業實現騰飛，大量質優價廉的紡織品湧入國際市場，對美國等傳統紡織強國造成衝擊。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如印度、泰國、中國香港等，也紛紛投身紡織業發展浪潮。印度利用悠久紡織歷史與豐富原料優勢，逐步擴大生產規模；泰國憑藉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外資發展紡織製造業；中國香港在20世紀50年代因上海紡織業資源遷入，產業實力大增，逐漸成為重要的紡織產品出口地。這些新興力量的崛起，極大地改變了原有的國際紡織業貿易格局。

六十年代：美國引入保護主義的配額制

面對新興國家和地區紡織業的衝擊，美國率先採取貿易保護措施。1957年，美國對日本紡織品實施配額限制，開啟了紡織品配額制的先河。美國此舉旨在保護本土紡織產業，緩解就業壓力，減少進口產品對國內市場的衝擊。

隨着時間推移，美國進一步施壓，促使國際社會締結相關協定。1961年《棉紡織品國際貿易短期協定》（STA）誕生，1962年升級為《棉紡織品國際貿易長期協定》（LTA），接着1974年《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MFA，即多種纖維協定）正式登場，並多次續簽，直至1995年規定「2005前取消配額」。在這一框架下，美國向28國、歐共體向19國締結配額限制，紡織品配額制全面確立並深刻影響全球紡織業發展。

歷史鏡鑒：特朗普貿易政策的無改衰落

回顧這段歷史，如今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貿易政策與之有着相似之處。特朗普上台後，頻繁揮舞「關稅大棒」，對多國進口商品加徵高額關稅，試圖推動美國製造業回流，「讓美國再次偉大」。

從歷史經驗看，貿易保護雖能在短期內保護部分產業，但長期來看，阻礙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增加了企業生產成本，引發貿易夥伴的報復，破壞全球產業鏈穩定。福特汽車首席執行官擔憂關稅具有「毀滅性」，沃爾瑪零售企業已表示關稅由其承擔也要中國貨品，美國12州起訴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違法並要求阻止實施。美國前財長薩默斯（4月9日）指出關稅政策可能導致約200萬美國人失業，每個家庭面臨至少5,000美元收入損失。同時，世界貿易組織指出其政策將導致國際貿易逆轉，抑制全球經濟增長。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紡織品配額制的發展歷程警示我們。經歷近半世紀的棉紡織配額，結果是美國的紡織業怎麼也再沒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