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記不清楚第一次來香港是幾歲，反正很小，董子健就隨着媽媽一起來港工作。那時候的身份是隨行小家屬，總會被安置到附近的公園玩耍；再大一點的時候，董子健也喜歡走去附近籃球場，找當地的小孩一起玩；到青少年時期，他中意到香港戲院看各類型的電影。而今，他以導演的身份，帶着首部導演作品《我的朋友安德烈》，一個人走向了「香港亞洲電影大獎」的舞台。他認為電影歸根結底是一種感覺，新作耗時5年打磨劇本分享體悟，期待和觀眾們在影院見面，交流那些關於青春、記憶，包括相信明天會更好的感覺。

董子健和來自日本、越南的青年導演一起參與「影人對談系列：電影的新視野」活動；也一個人走紅毯，喊話其他導演不要忘記他仍是一名演員，幽默回應從演員到導演的身份轉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董子健娓娓道來過去七年他和《我的朋友安德烈》那些反反覆覆的糾結感覺，以及投身片場那種被全員目光盯着、等着的一些難為情。

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雖然是董子健首部導演的新電影，但卻是和他相處快七年的「老朋友」了。五年多時間的劇本準備，兩年前拍出來，去年獲得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藝術貢獻獎」。在東京的獲獎感言裏，他形容拍攝這部電影，猶如經歷了一場記憶中的大雪。那番雪景，表面鬆軟平靜、潔白無瑕到一望無際。雪融化了以後的具體景象，便是董子健作為導演要穿梭其間，也試圖往前走的沙盤地圖。只不過，在通往出口的這個方向，他反反覆覆花了五年時間，才最終逼迫自己：真的要拍了。

一部小說要變成一部電影，想變成怎麼樣的一個故事？董子健坦言，他並沒有太多野心去成為一個有什麼風格、主義的導演。他就想講一個故事，把這些年自己的觀察、感受糅雜進去，就是這麼簡單。「但每年的感受都不一樣，劇本就來來回回推敲了5年。」作為導演，也是編劇，還是主演之一，董子健說，最後確實也是一段痛苦時期的情緒，助推了自己的感受，和電影故事裏的人物心境有了自然的貼合和靠近。

作品基調無法精確概述

參加論壇、面對觀眾，總有人喜歡直接探尋電影到底講了一個什麼故事？董子健相對有點抗拒這個問題。「如果我一句話講清楚了，我為什麼要拍這個電影？」董子健認為，有的人喜歡看電影，喜歡對影片的經典台詞不斷欣賞；有的人喜歡看演員的表演細節，也有人中意故事的強劇情敘事……董子健認為，電影歸根結底是一種感覺。作為觀眾、導演、演員而言，都在把握、提煉屬於自己的基調，但這種基調其實也無法精確描述或者量化。

「所以，我覺得拍電影要說有最大的野心，也就是希望借助電影和更多人互動，分享一些情感。」董子健明白，作為新人導演肯定也有很多不足，但能帶來哪些新的想法和感覺，他很期待和觀眾們在影院見面，交流那些關於青春、記憶，包括相信明天會更好的感覺。

回到更加具體的創作日常分享，相比做演員的充分釋放，董子健的表演給不少觀眾留下了自然鬆弛的記憶點。從《青春派》的高中生居然到《大江大河》的個體戶楊巡，再到《流金歲月》的富二代謝宏祖，包括讓他獲得演技高分口碑的電影《山河故人》，戲裏他把對愛情的渴望和無奈等種種複雜細微的情緒細膩傳遞，這是觸發觀眾對演員董子健不自覺的話題討論之一。

記者也好奇，在導演董子健首部導演作品裏，他打算在影片的開頭給大家看見什麼？影片還沒上映，董子健沒有直接作答。他說，電影確實有太多種，大家會為各種不一樣的開頭所吸引。對他來說，有時候會被一個人物立即吸引；有時候一些影片前5分鐘甚至都沒有人物出現，但就是能被視覺或者聽覺上的東西吸引。首次做導演，一開始董子健有很多艱難和糾結的時候，不過這些都是在片場外環繞導演的許多細碎調度。但在70天的拍攝現場，董子健很享受其中。

讓「隨機」對真實推波助瀾

做導演的董子健開始懂得「隨機」的美麗。年輕人做導演，確實會不時有新的直覺和靈感出現，相比得心應手的調度現場，董子健想為自己建立起片場的新鮮感。 就像有一場燒蘆葦的戲，原本劇組擔心會引起大火還求助了附近的消防隊來協助安防，結果當天擔心的火勢蔓延情況沒有出現，反倒是大家陷入遲遲點不着火的着急中。「最後那場蘆葦的火並沒有按照預想的完整燒起來，但它達成了另一種效果。」董子健也發現，經歷了很多這種不確定性的考驗後，他更在意對當下真實意味的捕捉和傳遞。

「真實的東西有的時候恰恰也是虛的，但虛的狀態裏隨機出現的人和物又十分美妙。」董子健也漸漸發現自己對傳統的電影敘事興趣寥寥，而對角色的行為和環境的探索上更有興致。

例如，影片故事背景地哈爾濱很冷，由劉昊然飾演的「李默」穿得很薄，當時試拍的時候就覺得他好像缺了一種感覺。「我需要他有一個很外化的感受，很外化地表現他很冷，他很突然地從南方回到了東北，他沒有帶很厚的衣服，他可能很多年都沒有回來過，這個冷會一直延續，這個感受一直延續到故事最後。」董子健分享說，拍攝期間就會問，你不是冷嗎，要不要買個手套？這種細節感受，董子健認為，就是試拍的時候，大家要在現場、在鏡頭裏才能找到的感覺。

就像在香港的影院做對談分享，在原本艷陽高照的正午十二點，一群人進入黑色盒子裏，集體享受一個空間的交流氛圍，這也會讓董子健關注的焦點更加集中。即便坐在聚光燈下，他對台下的觀眾聲也會不自覺「伸長了耳朵」，哪怕觀眾覺得他表情不多。

「我不喜歡用手機、錄影去記錄周圍細微的聲音或者情形。」至今為止的表演和導演經驗告訴董子健，有些感受，會在未來某時某地以其他的形式再來敲擊，那個當下他能做出反應就已經足夠。

也恰如這次在香港停留的50多個小時，董子健也會去往香港的街頭，走進夜幕下極富港式意味的紅色出租車和繁體字手寫招牌下面，給到攝影師那個時刻他認為最自然的表情達意，但他幾乎不太會再去確認鏡頭中的自己。「拍戲的時候，我每天都在照鏡子看自己，看着覺得很無聊。」包括在《我的朋友安德烈》的片場，董子健覺得最難為情的一幕便是，所有人都停下來看着他，等他確認鏡頭裏的自己。

情感共通 電影本就具世界性

「自小在電影院看電影長大的。」董子健作為一個新導演卻相對老派。他認為看電影，最好還是去往電影院，感受每一個故事的細節，沉浸式地跟着故事裏的主人公走不一樣的旅程。

走出戲院，走進陽光燦爛的喧囂裏，室內外的冷熱溫差便是董子健對香港最熟悉的記憶點。一如今次，來香港參加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在不同的活動現場，即使他穿着衛衣帽衫或者西裝革履，對室內的溫度，他常常忍不住要裹緊一下外套、哆嗦感嘆一下「好冷」。

電影拍攝完成後，董子健帶着作品走到了東京國際電影節，也在內地海南島國際電影節做首映，亦或是今次香港亞洲電影大獎和其他國家的亞洲導演談電影的新視野，置身於不同的對話現場，周邊的英文、普通話、粵語、日文的切換轉述中，董子健發覺，電影並不屬於某個具體的地方，它本身就具有世界性，因為在情感面前，大家都是共通的。在這一點上，他無比確信大家對電影的需求。

「我希望有更多的觀眾願意重新回到電影院觀影，大家也可以重新開始討論電影，一起分享感受。」對於看電影的感覺，董子健覺得，它是聚眾的，並不光是一個私人的情感，也是某種社交手段的達成，令大家在享受溝通和分享的快樂裏，走得更近。「當然，新導演的電影並不一定都合口味，但電影會越來越好的。」這是演員，也是導演董子健當下的一個美好期待。

【特寫】選角不賣人情需欣賞劇本 向賈樟柯求教如臨大考

董子健為個人首部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選班底的標準是：喜歡劇本，然後一起合作。「你如果覺得是來幫忙，這個事兒特別難受。」董子健邀請好友劉昊然來飾演男主角時，片方提議讓董子健直接給劉昊然發信息請他來參演。董子健拒絕了，他讓片方正式接洽了劉昊然的團隊。他並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如果只是來幫忙，萬一他沒有那麼喜歡，那也未必可以做到最好。

在逐漸確認自己要做導演後，董子健會借助自己拍戲的時候，去觀察合作的導演，會看看他們的創作方式，有哪種方式是合適自己的。也會有心去記錄、學習，怎麼組織一個劇組、如何帶動大家拍攝，包括對素人演員的調度，鏡頭怎麼架構？劇本怎麼寫？董子健說前期的那五年，他持續在不斷自我訓練着這些基本的準備工作。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片尾鳴謝了很多圈中人，其中包括不少知名導演，比如曾與董子健合作過《山河故人》的賈樟柯。

電影剪輯到最後一版時，董子健邀請賈樟柯來看，那種心情是一種面對大考的忐忑不安，他甚至不敢坐下來和賈樟柯一起觀影。「就真的是有一種給師父交作業的感覺，他看完說為我高興，我就挺感動。」後來還是在飯桌上，董子健才和他一起坐下來討論電影裏的一些細枝末節。比如某句台詞，是不是可以再多說一句，效果可能會好一點。

成片階段，很多人會給出積極建議。作為導演，董子健也開始確信自己的某種感覺。但他也說，賈樟柯導演提出的兩個意見他都採納了，因為那個信息補充得很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