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香港要「拚經濟」須把握新契機

文/ 梁海明

近年來，香港如何在全球愈趨複雜的經濟環境中，找到新發展路徑，繼續繁榮發展，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香港獨特的管治模式和經濟環境，為其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從港英時代開始，香港就形成了「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模式，在經濟上主要依靠作為香港商業和工業利益團體代表的四大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各自負責調解市場的利益紛爭，港英政府則只負責協會之間的協調，從而分散和減輕管治的壓力，加固政府管治地位。在此期間，盡管也出現少數大洋行、大家族等商業寡頭，但並沒有讓多數市民感到出現「官商勾結」，既是由於港英政府政治手腕，同時也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優待。

二戰後，香港更迎來難得的時代契機，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的騰飛令市民開始有錢賺、有工開、有飯食、有屋住，即便小本生意也有各自的發展空間，尤其是與一河之隔的內地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更倍感幸運。當然，香港當年重要的發展契機，也極大來自美國和英國需要借香港作為與中國內地交往的橋樑，中國內地也很依賴這一國際「窗口」，在天時地利人和、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港英政府和工商界巨頭即便偶有操作失誤，惹來一時怨言，也很快被市民普遍的樂觀情緒稀釋，甚至飛速上升的房價問題，也在經濟迅速發展推動的強大購買力之下被忽略。

從前的天時、地利現已改變，香港不單已走出經濟高速發展時代，在中國內地持續改革開放下，香港的重要角色和影響力亦逐年下降，英美國家亦逐漸不再將香港作為橋樑而是利用香港來遏制中國，香港現已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要推動香港繼續繁榮穩定，香港社會各界尤其是香港工商界，更要以實際行動展現愛國情懷，履行重要責任，支持特區依法施政。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近日在深圳召開的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夏寶龍主任強調了香港工商界要以實際行動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呼籲香港工商界人士堅定對香港和國家發展的信心，積極應對變化，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此講話不單貫徹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突出國家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支持香港高質量發展的決心，亦釋放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發揮獨特地位和優勢，助力國家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信號。

作為香港工商界人士，為賺取利潤而追隨政策的導向和時代的機遇，是必然的選擇。正如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1909年向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說時，雖也抨擊大地產商壟斷所帶來的問題，但他在結束演說時亦強調：「這並非因為有人作惡，而是法律問題。有人做了法律允許、他人也在做的事，不應承擔罪責…」

惟商界人士在追求利潤的同時，更應關注國家的利益和香港的長遠發展。正如夏寶龍主任近日所言，香港工商界要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這意味着，香港工商界不僅要關注自身的經濟利益，更要積極參與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國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力量，也要為處於十字路口的香港，未來發展找尋更好出路。

環顧四周，香港的多個周邊地區和城市都在積極尋求新的發展路徑。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面對經濟不確定性和人口老齡化等挑戰，正通過加強社會安全網建設、協助國人保住工作、建立公平與公正的社會等措施，努力將自己打造成為企業、創新和人才的全球領先者。這一戰略不僅為新加坡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也為香港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韓國，同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正計劃擴大新再生能源，並大力發展氫能經濟、新能源、半導體等新產業，以期在未來型產業領域取得突破。韓國的這一戰略，無疑為香港在新興產業的發展上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而中國台灣地區，則計劃吸引更多金融機構、資金和人才赴台，以發展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中心和亞洲高階資產管理中心。同時，中國台灣地區還在持續深化與各國的經貿合作，拓展海外市場。這些舉措，無疑對香港構成了一定的競爭壓力，但也為香港提供了拓展國際市場的機遇。

在內地，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的核心城市，正全力打造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上海的發展思路，不僅為長三角地區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模式，也為香港與內地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在粵港澳大灣區，廣州，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未來將繼續鞏固傳統優勢產業，並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廣州的這一戰略，為香港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大灣區另一核心城市深圳，正在加快建設國際科技信息中心、大灣區大數據中心等平台載體，並謀劃成立國際海洋開發銀行等。深圳的這些舉措，不僅為自身的未來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亦為香港在海洋經濟等領域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過去，香港依靠金融、貿易和物流等產業取得巨大成功。但如今，這些產業面臨着諸多挑戰。金融業方面，難言香港金融市場何時才能回到「華洋兼收並蓄，存貸外匯齊飛，債券股市一色」的面貌，這是因為雖然中資科技股的上市，為香港金融市場帶來活力，但恒生指數仍過於依賴地產、銀行等傳統行業，缺乏具有實力的科技龍頭企業。這不僅限制了經濟的發展，也阻礙了資本市場的多元優化。因此，香港更需要思考如何積極培育本地的科技龍頭企業，推動金融業的轉型升級。

貿易及物流業方面，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的地位已經今非昔比。隨着內地自貿港、自貿區的推出，以及中美持續爆發貿易戰的衝擊，跨國企業開始建立更具彈性的「中國+1」國際供應鏈。這意味着，香港需要迅速適應這種新的貿易趨勢，積極探索新的貿易模式和物流路徑，以保持其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

面對這些挑戰，香港社會各界尤其是工商界應考慮如何更加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落實長遠發展規劃，積極拓展發展新空間。這包括推動科技創新、發展新興產業、加強與國際市場的聯系等方面。只有這樣，香港的經濟發展才能注入新的動力。

在中國內地及周邊地區的快速變革中，香港必須抱持更宏觀的視野，緊跟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並借鑒周邊地區的發展新思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以改革思維，制定有利於香港未來發展的戰略決策。為了推動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在貢獻國家的同時推動香港更好發展，香港社會各界可考慮推動以下相關措施。

其一，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應當進一步參與國際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規則的制定和完善。

早在1863年，香港的金融制度就已建立並開始發行港幣，由於香港是世界上第一個把貨幣稱作「圓」的地方，引發了亞洲各國的效仿，如日本的「yen」、韓國的「won」和中國內地的「銀圓」等，均是學習了香港的經驗，就連日本在明治維新成功後的第一批鑄幣機器，也是從香港購買的。

在150多年前香港已在國際金融體系貢獻不少，那麼，在未來香港除了應繼續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以進一步協助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發展國際基金管理中心，吸引中國外匯儲備資產配置更多香港資產，減少對美國產業的配置之外，還應關注隨着互聯網迅速發展，已衍生出的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金融科技等「新基建」產業，加上綠色金融亦已成為國際金融發展潮流。

面對新的交易產品、模式和市場遊戲規則的興起，目前國際金融體系卻仍舊糾纏於傳統的金融市場和產品，未能與時俱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應能在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監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等新領域完善和制定新遊戲規則，協助中國與各國相互合作、協調，在金融監管制度、監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強對金融科技、互聯網金融此類新基建產業，以及綠色金融等方面的監管、引導，使之滿足促進全球金融發展、完善治理的新需要。此不但可以鞏固和發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業務和內涵，也能推動中國新基建產業、綠色產業的發展，更能因此裨益全球各國。

其二，組建國際物流發展聯盟和創建國際物流銀行。「沒港口就不是香港」，香港要考慮憑借作為國際航運、物流中心的優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周邊的海南自貿港，共同組建國際物流發展聯盟，加強區域間的合作，建立區域連接機制。海南自貿港是中國最大的自貿港，粵港澳大灣區則擁有廣州南沙港、深圳蛇口港、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等港口，以及擁有作為國際航空、航運中心的香港，和廣州、深圳等著名的國際機場，加上大灣區內有四通八達的鐵路、公路網絡。如果自貿港和大灣區各自為戰，無疑浪費優質的物流資源，若能組建國際物流發展聯盟，進行優勢互補，很大可能將發展成一個從儲存、包裝、裝卸到流通、加工、配備等集於一身的新型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物流聯盟，從而共享共贏海南自由貿易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戰略所帶來的機遇。

尤其是，香港可在國際物流聯盟當中，發揮在供應鏈管理以及相應的專業服務領域的獨特優勢、包括海事法庭以及仲裁與調解中心、航運金融保險等，以及協助設立國際物流銀行。這不但可為物流聯盟提供支持物流業發展的供應鏈金融產品、融資服務，也能開拓國際物流供應鏈金融業務，並可以此擴大與物流公司的電子化系統合作，完善供應鏈信息系統，實現對供應鏈上下游客戶的內外部信用評級、綜合金融服務、系統性風險管理，從而培育壯大自貿港和大灣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物流企業，打造現代物流體系。

相信通過上述措施，不但有助於海南自貿港、粵港澳大灣區等建設，也能通過自貿港、大灣區的鐵路班列、高鐵、港口、機場的聯動，讓「一帶一路」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共建國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共建國家更加無縫對接，更有助於增加中國在國際物流業界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其三，進一步推動香港成為國際人才中心。香港培養的優秀人才也在亞太區各主要經濟體中的科技創新、經濟、金融發展發揮重要作用。近年最耀眼的案例，無論是研發環保無人船的雲洲智能科技張雲飛，還是開發全球消費級無人機的大疆創新科技汪滔，他們作為香港科技大學培養的學生，現都已成為各自領域無可爭議的領航者。

筆者分析發現，此類人才的成功模式較有共通點：內地學生赴港大學深造，跟隨從歐美著名大學回港各大學任教的內地籍教授學習，然後作為創新人才回內地創業。這種在港內地籍學生+在港內地籍教授+回內地創業的模式，在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發展領域大放異彩。

同時，應考慮在各大學更快設立更多醫學院。粵港澳大灣區雖然是一個富裕（Rich）的區域，但並非富足（Affluent）的區域，這從醫學院的數量可以看出來。筆者比較了粵港澳大灣區和西方富足國家和區域的差距，在英國和法國，每百萬人口的醫學院校數量約為2個，而德國約為3個，這些國家醫學院的數量是擁有約8000萬人口的粵港澳大灣區的3至4倍，這意味着大灣區的醫學院數量遠達不到國際富足的標準。由於大學醫學院的功能不僅僅只是醫學院那麽簡單，醫學院的使命具有三個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提高知識和服務社會。因此，如果香港的大學或其分校能夠多設兩至三個醫學院，既可促進生物醫學產業發展，又能幫助大灣區各地民眾對抗疾病。

此外，香港應考慮為內地引進更多香港廣告、設計和品牌相關人才。香港擁有的眾多廣告、設計和品牌相關人才，過去數十年成功為香港本土商品、外國商品打造出消費者耳熟能詳的知名品牌，極大地促進民眾的消費意欲。香港特區政府和工商界，可協助既要擴大內銷，又要開拓國際市場的內地生產廠家，引進更多香港廣告、設計和品牌相關人才，通過打造更具國際化的知名品牌，以此打造內地消費品牌，同時也有助於香港的相關產業、人才進入內地發展，捕捉內地14億人口的消費大市場。

其四，抓住教育服務貿易產業化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環球高等教育出口貿易已成為增長速度最快的產業，教育服務貿易的出口已為英語國家每年帶來逾300億美元直接的經濟效益，以及60億美元的間接經濟效益，還能帶動相關上下遊產業的發展，並產生更多的就業機會。加上已有中國內地部分大學、中學在香港設立分校，希望抓住教育服務貿易化的機遇。

對此，香港更要考慮發展教育服務貿易產業，將其發展成為香港的新產業和新經濟增長點。因此，可考慮推動香港的大學、科研機構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和海南自貿港，開設的分校、校區加大吸引優秀學生。

一旦這種港校培養內地籍學生+在港內地籍教授+回內地創業的成功模式，可以在香港形成良性循環和一個閉環，不但可助力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人才中心，也能為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乃至中國的科技創新、經濟和金融發展，貢獻眾多國際頂級人才資源。

其五、推動香港參加更多國際性經貿組織。香港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等多個國際經貿組織的成員，具有廣泛的國際經貿合作基礎。要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經貿地位，香港特區政府應更積極考慮推動香港參加更多國際性經貿組織，這將有助於加強香港與經貿協定成員國的貿易往來，也可帶動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和臨近的海南自貿港，加強和各經貿協定成員國的貿易往來，以及參與這個區域產業鏈的再次整合和參與重組亞太地區的貿易版圖，並在此佔有重要的地位和發揮關鍵的作為，使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交接點、發力點。

如果香港各界尤其是工商界，能夠把握時機、發揮優勢、針對國家所求、施展香港所長，將不僅有利於為內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助力，也將憑借與中國內地的強大「合力」，通過銳意改革、奮發進取，破除自身舊有模式的桎梏，為香港未來發展找尋更多動力，從而實現全新的「香港再出發」。

必須指出的是，在任何領域，要改革都很困難。尤其是在香港利益固化的藩籬尚未破除之下，這種改革更是加倍的困難。而且，可能有不少工商界人士會認為，當身邊還有其它的容易選擇，例如讓中央政府「送大禮」，可以「授我以魚」時，為何香港還要舍易求難，轉而尋求中央政府「授我以漁」？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作者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