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萬踩縫紉機的人：城市容納不了我們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文、圖]）入夜，燈火璀璨的廣州塔映照着珠江兩畔鱗次櫛比的浮華喧鬧。幾公里開外的「城中村」康樂村，20萬製衣作坊工人正在亮如白晝的燈管下拚了命地踩着縫紉機。城市在此神奇地摺疊了，斷然隔出兩個平行世界。30年來，一批又一批追夢者挨肩並足地從外省來到這裏，創造了每天生產500噸衣服、撐起全國服裝業半壁江山的「康樂村傳奇」。他們以為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和熱血，便可以在這塊「城市飛地」扎下根來，直至不久前一份「限期拆遷搬離」的告示通知，就像一扇命運的旋轉門，將他們從「淘金夢」拉回冷冰冰的現實。

儘管距離城市地標廣州塔僅有20分鐘車程，但在康樂村生活了20年的湖北人老鄭，一次也沒有去過。他和他的夥伴們，常年蝸居在佔地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康樂村裏，夜以繼日，循環不止。城市看起來很近，實際上很遠。

康樂村傳說 一夜暴富不是夢

2003年老鄭來到廣州時，康樂村周圍還是阡陌縱橫、雞犬相聞。由於交通便利，租金低廉，這裏自然形成了製衣工坊聚集地。初來乍到的老鄭也由此開啟了沒日沒夜「踩縫紉機」的人生，一周工作七天，每天至少13小時，熬夜加班到凌晨三四點也是常事。

如今的康樂村，密集布局着5200多家小製衣廠，形成了年交易額超2000億元的超級產業群，貢獻了可觀的稅收，也為數十萬人解決了生計。這裏的人們，彷彿生活在「二倍時速」的世界裏。為了盡快出貨搶佔市場，很多作坊24小時開着機器，招徠工人輪班上崗。白天，小作坊車間裏的工人埋頭趕製服裝，拉布料的騎着電動車爭分奪秒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夜晚，當城市沉沉睡去，「握手樓」裏數不清的窗口依然燈火通明，機器轟鳴聲、燙衣機嘶鳴聲不絕於耳。

「生活在廣州，唯一的感覺就是『累』！」小吳比老鄭晚兩年來到康樂村。18年裏，她在這裏與老公相識、相戀、結婚、生子，從一個豆蔻少女蛻變成兩個孩子的母親。從「包吃包住」的集體出租屋搬出來後，自己租房打造了一方小天地。

康樂村流傳着不少「一夜暴富」的傳說。「年初光着膀子進村，年底開着小車出村」的故事，是很多打工仔在日復一日的辛苦勞作中支撐下來的信念，也是吸引無數外鄉人前赴後繼趕來「淘金」的永恆誘惑。

老鄭就是「將單車搏成摩托」的幸運兒。如今的他已是擁有200平米廠房的小老闆，但「陀螺式」一刻不停的生活並未改變。他不單要親自加班裁衣，每天還要來回抬送十幾趟的布料。「熬完通宵，白天就去交貨。睡個三四小時，再接着幹。」老鄭的話語中透着一股堅毅與麻木，彷彿在形容這個製衣村的生存狀態。

當年到此投奔老鄉和親戚時，很多人是衝着一線大城市的繁華熱鬧來的。但康樂村並未成為銜接現代城市生活的踏板，他們很少走出這片「根據地」，一年到頭都生活在這個自成體系的小世界裏，久而久之也便滋養出獨屬於這裏的氤氳煙火氣。

逼仄擁擠的街道兩邊，美甲店、美髮店、美容院一字排開，鄂菜館、川菜館、湘菜館應有盡有，小龍蝦、烤羊肉等攤位人聲鼎沸。深夜的康樂橋河堤邊成為臨時的舞台，剛下班的女工們挽着手旋轉，跳着雙人舞，用「一晌貪歡」的沉醉，治癒着異鄉人的疲憊和焦慮。

對他們來說，康樂村猶如其名，是通往康樂生活的一條狹窄通道，雖然崎嶇泥濘，但至少有光芒。他們以為，生活的旋木會一直這麼轉下去吧，直到一紙拆遷通知戳破了這個夢想。

「本地村民將成億萬富翁，而我們剩下什麼？」

廣州是目前唯一仍有大量城中村存在於市中心的一線城市。近些年，拆遷改造、美化市容的步伐從未停止。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康樂村因人口密集、空間密閉而成為集中爆發、迅速蔓延的疫情「震中」，在城市治理者和周邊市民眼中，它宛如一個畸形物，亟需整頓和改造。

今年11月底，當地社區管理者貼出拆遷公告和規劃圖，限期廠房承租人在12月30日前完成搬遷，12月31日正式啟動首期安置拆除工作。驟然間，整個康樂村瀰漫着「樹倒猢猻散」的兵荒馬亂，20萬製衣人面臨着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我將整個青春奉獻給這裏，回老家什麼都不會」，老鄭嘆口氣說。「唉！城市還是容納不了我們。」

永新製衣廠的老闆馬叔，同樣愁容滿面，眼睛發紅，身上還帶着酒氣。「我們在這裏生產這麼多年了，製衣產業從無到有，是我們一手一腳打拚建立起來的。現在只給一個月時間讓我們搬走？」馬叔回頭指着一台台縫紉機，「這個廠開了十多年，大概有70台設備，還有這些老員工。」他說，搬廠損失的是整盤生意。「外面的地方我不曉得。離開康樂村，我不知道去哪裏，我們怎麼生存？去哪個地方生產？」

「我們傾家蕩產來到廣州打拚，建立這個廠，我將全副身家都投入進去了。」馬叔說，「村裏拆遷後，本地村民將成為億萬富翁，而我們剩下什麼？我們落下了一身病痛，血本無歸！」

的確如此，或許若干年後，這裏將誕生廣州新的富人區，高樓林立，富麗堂皇。沒有人會記得，曾經在這裏駐足落腳的數十萬過客。他們與這個城市，始終隔着一道看不見的牆。